作者：高尚全

　　最近，國家統計局初步核算并公布2015年GDP比上年增長6.9%。雖然經濟發展速度跌破7%，但相對而言，來之不易。這個數字充分表明，我國的經濟發展已經從兩位數的高速發展時代到了中高速發展的經濟發展新常態。面對經濟社會發展新常態的機遇和挑戰，2015年末，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著力推進供給側改革，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人民出版社最新出版的《人民日報》關于供給側改革的獨家專訪《七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合集，準確、及時、全面地解答了關于供給側改革的背景、原因、方向和路徑，深入淺出地使廣大讀者尤其是廣大黨員干部認識到當前推進供給側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是一本十分有益的讀物。

　　一、準確認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涵和外延

　　《七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用權威人士的解答明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策含義，即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更好地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同時，該書也闡明了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落實的五大重點任務：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杠、降成本、補短板。該書指出要正確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它絕不是計劃經濟，也不是與需求割裂刺激供給，而是要直面以往市場經濟發展過程當中出現的問題并進行針對性地改革，用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理念不斷修繕乃至重新架構出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狀態、新格局、新階段的市場主體、產品服務和交易體系。

　　有人在網絡上傳播供給側改革要向私有化和自由化開刀，是要“堅決把落后私有企業趕出供給體系”，“對大中型私有企業要一律實行公有化改制”，“要強化國家計劃功能，實行國家管控”，這完全是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曲解。恰恰相反，供給側結構改革是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通過進一步完善市場機制，矯正以前過多依靠行政配置資源帶來的要素配置扭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絕不是搞強刺激，而是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和調整需求結構的同時，把改善供給結構作為改革發力的主要方向，實現由低水平供給平衡向高水平供給平衡躍升，因此，供給側改革不是強刺激也不是緊縮需求，而是要通過改善供給水平來提升市場需求，使供給與需求取得更高水平的均衡。

    二、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引領新常態

　　如前所述，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正面臨很大挑戰，但從長期歷史進程來看，當前的困難和挑戰是經濟社會螺旋式上升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歷練。我國雖然處于艱難的轉型期，但是經濟發展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經濟韌性好、潛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沒有變，經濟持續增長的良好支撐基礎和條件沒有變，經濟結構調整優化的前進態勢沒有變，只要能夠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大刀闊斧地推進改革，經濟發展就能夠實現從粗放向集約、從簡單分工向高級分工高級形態發展，經濟社會就會獲得持續健康發展，進而實現兩個百年的戰略目標。反之，產能過剩問題、環境污染問題等就解決不了，經濟增長就難以持續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難以自拔。因此，必須要著眼于中長期經濟問題，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引領新常態，這是當前不得不采取的重大舉措。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五大重點任務：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杠、降成本、補短板。這五大方面的任務都對應著當前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去產能方面，重點要依法迅速處置僵尸企業。處置僵尸企業要堅定不移地減少過剩產能，使各類寶貴的市場要素重新回歸到有效市場中去，同時又要避免行政權力搞拉郎配。去庫存則是系統性問題，一方面要通過城鎮化的推進幫助廣大農民在城市落戶，另一方面則需要基礎稅制的變革來降低房價。去杠桿的重點則在于我國的金融系統需要加快市場化改革進度，一方面是要著力提升金融監管水平，避免一再出現為了避免股災而制造股災的鬧劇；另一方面是要穩定匯率、利率，避免金融問題誘發系統性風險。降低成本也需要在兩個方面努力，首先還是要著力推進財政稅收制度改革，降低企業稅費負擔；其次是要加大國有企業改革力度，國有企業低效率高收費是造成下游企業成本高企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降成本的一個關鍵節點在于推進國有企業改革。補短板當前的重點工作是補農村短板，城鄉二元化是長期困擾我國經濟社會健康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能夠有效提升農民收入，尤其是財產性收入，那對促進消費拉動經濟增長、去除房地產庫存等都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在“一帶一路”的戰略大背景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還有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走出去。供給側的改革顯然不僅僅是拘泥于提升國內市場的供給水平，還包括了對國際需求的供給水平的提高。有效擴大需求，當然不僅僅是國內需求，也包含了在“一帶一路”的戰略大背景下增加的更多的國際市場的需求。“一帶一路”的戰略大背景下的走出去，其主體應當不是鋼筋水泥等能耗高、污染大的產業，而是高鐵、無人機、通信衛星、全球能源互聯網等這些與中國的大國地位相適應的高新尖產業。尤其是全球能源互聯網，不久前，習近平主席曾經在聯合國大會上提出建設全球能源互聯網的建議，獲得聯合國秘書長的高度肯定和支持。有人測算堅持全球能源互聯網需要50萬億美元的投資，讓全世界人民用上綠色能源，這是人類夢寐以求的大事。這些高新尖產業能夠帶來豐厚的回報和廣泛的就業機會，用這些產業實現走出去目標，應當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戰略組成部分。

　　三、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更有效的制度供給

　　作為一本面向大眾的普及性讀物，《七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自然是將主要的內容集中于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解和執行方面。從更全面的角度看，尤其是對改革的決策層而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還包括了制度供給這一至關重要的供給側內容。比如在去庫存方面，如果要使農民買得起房，可能就需要使農民在農村的房屋土地能夠依法流轉獲得更多的財產性收入，而這方面需要基本制度的進一步完善和供給，這顯然只能是最高決策層在落實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時要考慮的問題。截至目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已經召開了二十次會議，在農村土地制度、司法體制、財稅體制等等許多方面意見形成了改革的決議。目前需要加快把這些決議落實為制度供給的速度，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更有效的制度供給和保障。

　　此外，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僅僅把目光停留在經濟領域是不夠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五位一體的改革。因此，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更有效的制度供給還應當著眼于經濟體系以外其他方面的制度供給。例如由于供給側改革難免帶來陣痛，一些市場主體不顧道德踐踏法律獲取暴利不愿收手，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員對造成污染、制售假冒偽劣的“納稅大戶”企業姑息養奸等。這些行為，完全依靠上級行政部門的檢查來發現和處理，其效率和效果毫無疑問是有限的，這些社會弊病的治理依賴于更有效、更開放的輿論監督。當然輿論監督也可能會異化為有償新聞、敲詐勒索等。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有關輿論環境、輿論監督的法律制度供給就顯得至關重要。

　　總體而言，《七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用簡潔的語言向讀者解釋清楚了當前經濟下行的成因、出路和我們要付出的代價。它通過對當前經濟形勢的分析判斷，既增強了廣大干部群眾對我國經濟發展的信心，又提高了廣大干部群眾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視程度，還增進了各個層級的負責同志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過程中對改革進度的把握能力。由此可見，《七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本能夠幫助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非常好的作品，人民出版社此時出版這本《七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正當其時。

　　（作者為原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著名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