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昊

我國傳統悲劇戲劇追求大團圓的喜劇結局，但《桃花扇》不同，不僅中間過程充滿悲劇，而且結局也使人感到悲痛萬分。故事的主角侯方域與李香君歷經千辛萬苦、滄桑巨變，本可以有情人終成眷屬，但最終以分離結束。這種結局看似突兀，不合故事情節發展的邏輯，實則符合觀眾的悲劇心理邏輯與審美觀。悲劇對于人心靈的沖擊是巨大的，在人精神受到震撼的同時，又能使人得以思考。

《桃花扇》乃清初作家孔尚任經十余年苦心創作，三易其稿而寫出的一部傳奇劇本。通過男女主人公侯方域和李香君的愛情故事，反映明末南明滅亡的歷史。所謂“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實事實人，有憑有據。”當時正值清初，因文字獄大興，是考據學極盛時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作者忠于歷史的態度。劇本中絕大部分是真人真事，劇本所寫的一年中重大歷史事件，甚至考證精確到某月某日。但其并非歷史書籍，劇中加入了一些虛構的故事情節，從社會的深度和歷史的廣度中反映現實，有很高的現實性與藝術表現力，是一部對后世影響甚深的歷史劇。

《桃花扇》的悲劇，既是愛情的悲劇、人物的悲劇，也是社會與時代的悲劇。

愛情的悲劇。桃花扇以悲劇結尾，侯方域受盡黨爭迫害仍心系香君，而李香君作為一名弱女子被惡人百般刁難亦能守身如玉。兩人歷盡千辛萬苦才得以相見，卻在張道士的“大喝”與“蠱惑”之下雙雙修道，愛情之花也隨之枯萎，給人以無限的遐想。情節的設置不是傳統的大團圓結局，而是以分離的悲劇結尾，使人在扼腕嘆息的同時，對于愛情和人生的深層主題得以更多地思考，人物的愛情悲劇也得以凸顯：兩個相愛之人不能相濡以沫，只能相忘于江湖，這不得不說是人物的悲劇，也是愛情的悲劇。

忠臣的悲劇。在《桃花扇》中，說到忠臣，繞不開兩個人，一個是男主人公侯方域，另一個是南明政權的兵部尚書史可法。先說侯方域，他作為東林黨人和復社領袖，一心為國，志存高遠，卻遭閹黨余孽阮大鋮的迫害，既不能為報效國家施展自己的才華，又被迫與自己的愛人李香君分離，最后修道，其境遇可謂凄慘。再說史可法，他作為擁立南明弘光帝的功臣，卻受到奸臣馬士英和阮大鋮的排擠，被迫遠離政權的核心南京。在清兵南下時，當馬士英與阮大鋮都為自保而逃跑時，他挺身而出，率領南明軍民抵抗清軍。他的口號是“上陣不利，守城”、“守城不利，巷戰”、“巷戰不利，短接……”最終，他壯烈殉國。

亡國遺民的悲劇。張瑤星出世與入世的矛盾心理、熱心現實卻不得不歸隱山林的無奈之舉；丁繼之意向歸隱卻勸青年人上進；蘇昆生千里寄扇與柳敬亭冒死傳檄、熱心時政，但最終還是從喧囂的塵世中進入相對寂靜的桃花源。還有卞玉京、寇白門這些底層女性，她們無法決定自己的命運，朝代的更迭、社會的動蕩加劇了她們生活的艱辛。這些人生遭際既體現出他們“放悲聲唱到老”的無奈，又體現出他們熱中有冷、冷中有熱的矛盾與困惑，加強了全劇的悲劇性力量。

女性的悲劇。李香君對愛情很忠貞，在侯方域受迫害出走之后，她為了表明自己對侯方域的愛，寸步不下樓。面對田仰的逼婚，她不惜血濺“桃花扇”來捍衛自己的貞潔。當從楊龍友口中得知“妝奩”是阮大鋮所送，就毅然拔去簪子，脫去羅裙，堅決退回妝奩。李香君的“卻奩”，表明了她鮮明的政治態度和剛直不阿的品質。馬士英、阮大鋮一次次拉李香君去歌唱飲酒時，她義憤填膺，趁唱曲機會，置個人生死于不顧，公開宣稱自己站在東林黨、復社這一邊。一個柔弱女子能如此深明大義，可歌可泣。

《桃花扇》是以廣闊的現實生活為背景，從不同的方面，表現復社文人與魏黨余孽的斗爭，描繪出南明興亡的全部過程。從情節上來看，即使在描寫侯李二人驚心動魄、蕩氣回腸的愛情悲劇時也滲入了濃濃的政治色彩，并且在愛情與政治沖突時，個人情感也不得不向政治妥協。最終，南明弘光政權在內憂與外患的雙重沖擊下轟然倒塌。這不僅僅是時代的悲劇，也是社會的悲劇，更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