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規模看，“十三五”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將明顯提升，到2020年我國服務業占比將由現在的52%左右提升到58%左右，有可能接近60%。

　　●“十三五”期間，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保持在60%—65%的區間，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

　　我國經濟進入工業化中后期，無論是增長的趨勢、結構，還是動力均呈現出與以往不同的新變化，增長、轉型、改革高度融合的特點突出。這需要從經濟轉型升級的趨勢出發，謀劃好、把握好經濟增長的路徑選擇，以轉型改革釋放巨大的內需潛力，實現經濟轉型升級的實質性破題和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十三五”經濟轉型升級的基本趨勢

　　“十三五”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關鍵五年，歷史性轉型的特點十分突出。“十三五”頭一、兩年，經濟下行壓力與結構調整去產能化的矛盾困難將會有所增大。如果能抓住機遇，加快轉型升級，不僅能緩解或者化解矛盾，更重要的是通過轉型升級引領經濟結構上一個新臺階，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新目標奠定堅實基礎。

　　基本形成以服務業為主體的產業結構

　　“十三五”我國服務業發展空間巨大。與印度、俄羅斯等金磚國家相比，我國服務業占GDP的比重要低10個百分點左右；與發達國家相比，低20個百分點以上；與進入工業化中后期的實際需求相比，至少相差5個百分點以上。在這個起點上，“十三五”服務業將呈現較快的發展勢頭，有望至少年均增長1.2-1.5個百分點。

　　服務業不僅速度在增長，而且結構也在發生重要變化。從規模看，“十三五”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將明顯提升，到2020年我國服務業占比將由現在的52%左右提升到58%左右，有可能接近60%，由此我國將基本形成以服務業為主體的產業結構；從結構看，與制造業轉型升級相適應，以研發、金融、物流等為重點的生產性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將從現在的15%左右提升至2020年的30%左右。

　　以服務業發展推動制造業轉型升級。應當看到，以服務業為主體是新階段實現制造業強國的戰略選擇。第一，我國的制造業大而不強，制造業人均產值只等于發達國家的1/3，主要原因在于以研發為重點的生產性服務業比重嚴重偏低。第二，從發展趨勢看，制造業轉型升級主要依靠以研發為重點的生產性服務業，這是個基本規律。第三，形成以現代服務業為主體的產業結構不是不要工業，恰恰是工業轉型升級的客觀需求。

　　以服務業為主體的產業結構將引領經濟新常態。有數據顯示，2008年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新增就業能達到70-80萬人左右；而2013年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新增就業能達到150萬人左右。也就是說，就業問題既和速度相關聯，也和產業結構相關聯，以服務業為主體的產業結構將是解決我國就業問題的主要載體。

　　基本形成戶籍人口城鎮化的新格局

　　推進規模城鎮化向人口城鎮化轉型。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的一個重要載體是人口城鎮化。按照十八屆五中全會加快提高“十三五”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的要求，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加快推動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十三五”戶籍人口城鎮化有可能每年以不低2個百分點的速度提升。估計到2020年，我國規模城鎮化率將有可能超過60%，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將由2014年的36.6%提高到50%左右。其中，關鍵是“讓農民工成為歷史”。

　　戶籍制度改革要有新思路。十八屆五中全會建議中有兩個提法特別重要：一是深化戶籍制度改革；二是實施居住證制度。深化戶籍制度改革要推進三方面重要轉變：第一，由對人口的控制向對人口的服務與管理轉變。第二，由城鄉兩元戶籍制度向居住證制度的轉變。實施居住證制度，就是不再分城市和農村戶籍。第三，人口管理將由治安部門的管理向人口服務部門的管理轉變。

　　基本形成消費主導的經濟增長新格局

　　“十三五”我國將實現由物質型消費為主向服務型消費為主的轉變。目前，我國城鎮居民用于物質型消費的比重為60%，估計服務型消費支出的比重將由現在的40個百分點增長到2020年50個百分點左右，甚至會超過50%，一些發達地區將達到60%以上。有機構預測，到2020年我國健康服務型消費將高達14-16萬億人民幣。健康服務業將成為“十三五”增長速度最快、發展潛力最大的產業之一。

　　“十三五”期間我國消費規模將呈現較快的增長趨勢。據統計，2015年10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11.0%，高于GDP的3-4個百分點。估計“十三五”期間，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仍保持高于GDP2-3個百分點的速度增長，平均將會達到10%左右，最低也能保持8%以上。

　　“十三五”時期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明顯提升。今年前三季度，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58.4%，估計“十三五”期間，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保持在60%—65%的區間。消費將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

　　消費結構變化為經濟增長帶來內生動力。經濟學界有人認為消費只是生產的目的，不可能成為拉動增長的動力。應當看到，消費確實是生產的目的，但是現實生活中消費的確已經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動力。以吃飯為例，隨著溫飽問題的基本解決，人們開始吃營養、吃特色、吃環境，由此為經濟發展提供新的動力來源，并引發經濟結構服務化的重大變化。

　　基本形成以服務貿易為重點的對外開放新格局

　　經濟轉型升級對服務貿易依賴性明顯增強。以服務貿易為重點的新一輪全球化方興未艾。“十三五”如果能在以服務貿易為重點的雙向市場開放有所突破，不僅關系到國內經濟結構升級，還關系到我國在新一輪全球自由貿易進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以服務貿易為重點加快國內自貿區建設。目前，國內4個自貿區在實施負面清單管理中取得了明顯成效。在新一輪全球化過程中，自貿區的使命是以服務貿易開放為重要目標。例如，4個自貿區共用的122項負面清單中，有80余項針對服務業。在新一輪全球自由貿易進程中適應國內經濟轉型升級的需求，需要國內4個自貿區在服務貿易上實現重大突破，為全國提供可復制、可推廣的重要實踐經驗。

　　以服務貿易為重點推進雙邊、多邊、區域性、全球性自由貿易進程。適應快速上升的全球服務貿易需求，有序推進服務業市場雙向開放，打破發達國家服務貿易出口管制，成為擴大服務貿易、加快自由貿易進程的重大任務。第一，把提高服務貿易比重作為“十三五”對外開放的重大任務。制定“十三五”服務貿易發展目標，使其總額增長到1萬億美元，占外貿比重提高到20%。第二，把加快服務業開放作為雙邊、多邊自由貿易的重點，加快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或地區商建自由貿易區網絡，擴大雙邊和區域服務貿易協定，打破對我國的服務貿易壁壘。第三，大力發展服務外包，推動服務業企業“走出去”。第四，推動中國與歐盟自貿區的可行性研究，爭取“十三五”前兩年中歐雙邊自貿區建設實現新突破。

　　“十三五”結構性改革的重點任務

　　最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各方熱議的話題。從實踐看，我國向以服務業為主體的經濟結構轉型升級面臨著一系列政策性、體制性的結構性矛盾，有需求端的問題，更有供給側的問題。比如電訊領域，由于全球市場的開放，我國電訊業這些年年均增長都在20%以上。從另一個側面來看，我國有需求無供給的矛盾比較突出。以老年人消費為例，我國開始進入老齡化社會，老年人的養老消費至少有1萬億元的潛在需求，但年實際消費大約只有2000億元，供給側的結構性矛盾問題相當突出。這就需要解決政策性、體制性的結構性矛盾，使得供給和消費需求相適應，實現供給和需求的動態平衡。

　　結構性改革的首要任務是服務業市場的開放

　　有效供給不足的突出瓶頸是服務業市場開放嚴重滯后。隨著服務型消費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長，服務業市場開放滯后的矛盾凸顯。當前服務業市場大致是“三低一高”：市場化程度低，50%以上的服務部門都存在各種形式的行政或市場壟斷現象；對外開放程度低，雖然自貿區在服務業擴大開放方面走在全國前列，但是對服務貿易的限制仍比較多；服務化程度低，如規模房地產發展的速度相當快，但服務性房地產的雛形尚未出現；價格高，例如2014年我國的寬帶平均上網速度全球排在第75位，但平均1兆每秒的接入費用卻是發達國家的3-5倍。

　　服務業市場的開放既是市場化改革的“重頭戲”，又是釋放改革紅利的重要來源。“十三五”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突出矛盾在服務業領域，這就需要盡快打破服務業市場的行政壟斷與市場壟斷，全面放開競爭性領域服務市場價格，以形成統一開放、公平競爭的市場體系；這就需要推進服務業準入的便利化改革，使社會資本成為現代服務業發展的主體。

　　服務業市場開放牽動影響“十三五”轉型發展的全局。發展現代服務業行動的關鍵是盡快制定“十三五”服務業市場開放行動計劃。要使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明顯加大，需要通過服務業市場開放，擴大服務供給能力；要形成服務業為主體的產業結構，需要通過服務業市場開放，形成有效投資；要形成服務貿易為重點的開放型經濟新格局，需要有序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并通過服務業市場的雙向開放，加快雙邊、多邊自由貿易進程。

　　服務業市場開放的重點任務。第一，放開服務業價格的管制。第二，打破服務業領域的行政壟斷，通過市場競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做大蛋糕。第三，服務業領域對社會資本全面開放。第四，加大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力度。

　　深化金融體制改革

　　當前，金融結構、金融體制與經濟轉型升級、實體經濟發展、創新創業不相適應的矛盾越來越突出。第一，加快銀行業的結構轉型，與創新創業相適應，發展民間資本為主體的各類中小民營銀行。第二，加快推出資本市場注冊制，充分發揮資本市場支持實體經濟的重大作用。第三，完善金融監管，推進金融監管從分業監管到混業監管的轉型。第四，人民幣加入SDR后，如何實現金融業雙向開放將成為金融結構和金融體制改革的新課題。

　　深化財稅體制改革

　　在實體經濟下行壓力增大的特定背景下，需要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建立健全有利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形成全國統一市場、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現代財政制度。第一，增大基本公共服務支出，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不僅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要求，也是釋放新需求的重要條件。第二，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減稅力度，對服務業領域推行定向減稅。第三，加快完成“營改增”，破題消費稅改革，使消費稅成為地方主體稅種。第四，理順中央與地方財稅關系，比如國稅、地稅的合并是大勢所趨，條件已經成熟，建議盡快啟動。

　　推進教育結構改革

　　現代服務業發展與現有人力資源結構不匹配的矛盾比較突出。我國有一個數量型人口紅利遞減的問題，但也要看到，現在每年700多萬的大學生就業問題已經成為就業市場的突出矛盾。教育結構對經濟轉型升級的人才供給、需求嚴重不相適應。為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把調整教育結構擺在突出位置。實現教育體制從考試型、封閉性、行政化向能力型、開放性、專業化的轉變，成為結構性改革的重大任務。

　　以簡政放權為重點的改革

　　激活市場、解放企業。解決好政府與企業的關系需要打通簡政放權的“最后一公里”。第一，全面實施企業自主登記的實施條件已經成熟。第二，取消企業一般投資項目備案制。第三，不用或少用產業政策干預企業行為。第四，發揮企業家的作用，保護企業家，發揮企業家的積極性。

　　推進監管轉型。第一，審批和監管相分離，改變以審批取代監管、誰審批、誰監管的傳統模式。第二，實行統一監管，改變“九龍治水”與監管失靈。第三，放管結合需要加強市場監管，但不能以監管為名增加企業負擔，這就需要加快推進監管體制由行政監管為主向法治化監管為主的轉型。

　　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在全面實施負面清單管理的同時加強權力清單、責任清單，探索實行公共財政預算清單。（遲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