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千古一相”李斯之謎

——訪文化學者、李斯研究專家聶臣

□晚報記者  李  楊  文/圖

李斯的一生，絕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實踐著法家思想。他以卓越的政治才能和遠見，輔助秦王完成了統(tǒng)一六國的大業(yè)，順應了歷史發(fā)展的潮流。秦朝建立以后，李斯升任丞相。他繼續(xù)輔佐秦始皇，在鞏固秦朝政權，維護國家統(tǒng)一，促進經濟和文化發(fā)展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貢獻。然而，作為“千古一相”的李斯，焚書坑儒、讒殺韓非、詐立胡亥、逼死蒙恬……他留下的千古謎團，使他屢屢遭到世人的詬病。

11月27日，記者來到李斯的故鄉(xiāng)上蔡，采訪了文化學者、李斯研究專家聶臣。在聶臣的視野里，一個“不一樣’”的李斯鮮活起來。

聶臣

在浩若煙海的典籍中徜徉

2000年，時任上蔡縣委宣傳部副部長的聶臣退居二線。這個在文化戰(zhàn)線工作了幾十年的李斯的老鄉(xiāng)，頓時有了充裕的時間。他開始靜下心來，撿起自己少年時期的向往——探索“千古一相”李斯的秘密。

聶臣生于1951年。聶臣的家所在的村莊與李斯樓村相鄰。少年時期，聶臣就聽同村的老人講李斯的故事，幼小的心靈里就有對李斯無限的敬仰。上學時，正好趕上“評法批儒”，而李斯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又是上蔡人，聶臣這才開始關注李斯，且獲取了有關李斯的較為豐富的知識。參加工作后，他曾經幾次打算利用閑暇時間，著手開始有關李斯的資料收集或研究工作，但總是因為他能訪問的圖書館藏書有限，“宏偉志愿”無法實現。退居二線以后，他終于閑下來了，社會經濟、傳統(tǒng)文化的發(fā)展也已為從事文化研究創(chuàng)造了足夠的條件，于是他毫不猶豫地投入了對李斯的研究。

“李斯是上蔡人，且不說阻秦逐客、建立帝國、銳意改革、統(tǒng)一文化的千古功業(yè)，也不說焚書坑儒、讒殺韓非、詐立胡亥、逼死蒙恬等“歷史污點”，單是留在家鄉(xiāng)的諸如無頭墳塋、篡改遺詔、出生年月等諸多謎團，如不潛心研究就很難解開了。”聶臣說。

聶臣告訴記者，從2000年開始，他就全身心地研究李斯了。每天，他至少有6個小時在查閱相關史料。直到現在，這個習慣他仍然保持。

15年，每天6個小時的研究，聶臣為何至今仍對研究李斯充滿了興趣？記者對此充滿了疑問。

“研究一個歷史人物是非常有意思的。就研究李斯來說，首先要看《史記》和《二十四史》。李斯主要生活在戰(zhàn)國末期，因此，《戰(zhàn)國策》也是必看不可的。韓非是李斯的同學，兩人同為荀子的得意門生，因此，要看韓非的著作《韓非子》和其老師荀子的著作。李斯曾經是呂不韋的手下，因此，《呂氏春秋》也是必須要看的。”聶臣說，要想詳細了解一個人，研究與其相關的人士，閱讀與其相關人士的著作是必須要做的事情。

“篡改遺詔”并非真實

聶臣在典籍中徜徉，對李斯有了深入的了解。聶臣說，2000多年來，世人對李斯有四個誤區(qū)，影響著對李斯的公正評價。這四個誤區(qū)分別是：碩鼠論、李斯殺韓非、焚書坑儒、篡改遺詔。

為此，聶臣特意提到了9月《光明日報》刊發(fā)的一則消息。消息稱，北京大學古籍研究所從北京大學校友會捐贈的一批竹簡《趙正書》中破譯出來，李斯篡改遺詔并不一定是真的，此事有待考證。

自司馬遷的《史記》問世后，2000多年以來，人們一直沿襲太史公的說法——李斯、趙高等篡改詔書立胡亥為秦二世基本是蓋棺定論。但是，2009年，北京大學獲得了一批西漢簡書，其中《趙正書》（注：趙正即為秦始皇嬴政）卻提供了另外一種說法，記載了胡亥繼位是秦始皇聽從李斯等人的建議后明確認可的。

聶臣說，司馬遷在寫《史記》時，有關戰(zhàn)國這一部分，主要參考的是《戰(zhàn)國策》，但《戰(zhàn)國策》當時有很多版本。此次出土的這個版本的竹簡，西漢中期就被埋在地下了，連司馬遷都沒有看到過。

北京大學所藏的這批漢簡，共有3346枚，包含17種抄寫于西漢中期的古書。這些古書或亡佚已久，或獨具特色，是目前所見戰(zhàn)國秦漢古書類竹簡中數量最大、保存質量最好的一批，在2009年獲贈之初就轟動了學界。當時北大歷史系教授、北大出土文獻研究所所長朱鳳瀚用“稀世”兩個字來形容它們的價值。

“目前，雖然對李斯是否篡改遺詔沒有定論，但反映出了研究李斯的重要性。”聶臣說。

“碩鼠論”曲解了李斯

司馬遷在《史記·李斯列傳》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有一次，他看到廁所里吃大便的老鼠，遇人或狗到廁所來，它們都趕快逃走；但在米倉看到的老鼠，一只只吃得又大又肥，悠哉游哉地在米堆中嬉戲交配，沒有人或狗帶來的威脅和驚恐。于是，他發(fā)出了這樣的感慨：“一個人有沒有出息，就如同老鼠一樣，是由自己所處的環(huán)境決定的。”

“‘碩鼠論’是人們對李斯的一個曲解。李斯看到這只老鼠產生了一個感想，那就是‘人好不好，貴與賤，在所處’，也就是‘環(huán)境決定論’，這是一個很有哲學道理的事情。但后人卻把李斯比作老鼠，說李斯是有私心的。這對李斯來說是不公正的。”聶臣說。

對于焚書坑儒，聶臣說，坑儒與李斯沒有關系，這是毋庸質疑的。這一點《史記》上交代得很清楚。李斯沒有參與坑儒，坑儒是秦始皇一手操作的。

“最早提出焚書的是商殃。焚書一事要從歷史角度去看，不能脫離當時的社會大背景。當時秦始皇主張以法治國，但其他人反對以法治國。各家培養(yǎng)各自弟子，在弟子群中，在群眾中議論朝政。秦始皇雖然已消滅了六國，但六國的人還在，他們在偏僻的地方各自為政。此時，如果不在思想上、理論上、制度上統(tǒng)一，國家就統(tǒng)一不了。也就是說，當時一定要保證朝廷的絕對權威，要聽一家之言，要有一個統(tǒng)一的指導思想。”聶臣說。

而對于李斯和韓非的恩怨，聶臣說，這不是兩個同學之間的恩怨，不是私人恩怨，而是兩種思想、兩條路線的恩怨，是政治斗爭。李斯和韓非同為荀子的得意門生，也都主張法治。然而，他們一個主張統(tǒng)一六國，一個主張各自為政。

“韓非是韓國王室的后裔。他到秦國的目的，就是說服秦國不攻打韓國，而李斯協助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所堅持的方針就是‘遠交近攻’。韓國離秦國最近，因此滅韓是大勢所趨。李斯殺韓非絕對不是出于個人恩怨。”聶臣說。

李斯的生年

權威的儒學大師錢穆曾經寫過一本著作，叫《先秦諸子系年》。書中根據李斯參加的活動，把李斯的生年定于生于公元前280年。

“《史記》上記載，李斯和韓非一起學于荀子，韓非生于公元前280年，因此李斯也生于公元前280年。但是，我認為這個推測并不確鑿。”聶臣說。

“在韓非的著作《韓非子》中，韓非寫道，他和仲奚先生談過話。仲奚死于公元前290年左右，死時90多歲。如果韓非生于公元前280年，他是不可能見到仲奚先生的。”聶臣說，另外，上蔡有一個關于李斯的民間傳說“井上雞鳴”，認為李斯屬雞。錢穆老先生沒有到過上蔡，也沒有了解上蔡關于李斯的傳說。種種跡象表明，“井上雞鳴”這個民間傳說是有一定依據的。

如果按李斯屬雞推算，公元前288年是雞年，但如果李斯生于公元前288年，那么李斯死的時候就80多歲了。這個年紀在古代肯定算是長壽了，但各種書籍資料中都沒有李斯長壽的記載，而且當時秦國重用青壯年，不會重用一位老人，因此李斯生于公元前288年的可能性很小。

“公元前264年也是雞年，但如果李斯生于這一年，死時才50多歲。而且據史料記載，李斯和韓非一起學藝時是公元前255年。按李斯生于公元前264年推算，學藝時李斯還不到10歲，根本不到學藝的年齡。”聶臣說，考慮到各種因素，另一個雞年——公元前276年是李斯生年的可能性更大。因為按這一年推算，李斯死時不到70歲，這個年齡和各種民間傳說都聯系到一起了。

“當然，李斯身上仍有很多謎團。如今我們研究的成果絕不能用來否定《史記》，否認歷史，畢竟孤證不立。作為李斯家鄉(xiāng)的人民，仍有研究李斯的責任，腳下的路途仍然遙遠。希望將來能有更多的出土資料，讓我們對李斯的了解更加具體，繼而解開所有謎團。” 采訪結束時，聶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