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純

一百年前，駐馬店鐵路通車，原來的驛站成了京漢鐵路上的“碼頭”，原本遠不如汝南、上蔡、西平、遂平的彈丸小鎮，因為有了鐵路而日漸繁榮。

從最初的幾條無名小街陋巷到之后由政府公開命名的“新華”、“共和”、“三民”以及“自由”、“民主”等帶有時代色彩的街名出現，古老的驛站像模像樣地在天中大地上崛起了。

駐馬店有了中外合資企業（華豐蛋廠、美孚石油公司等），有了清真寺，有了天主及耶穌教堂，有了育英中學、小學，有了用聽診器而不用切脈望聞的醫院，于是駐馬店有了“小上海”和“小漢口”的自我顯擺。伴繁華而來的不僅僅是“洋油”、“洋堿”、“洋火”、“洋戲匣子”，而且有了令人望而生畏的“楊梅大瘡”。

舊時代的青樓（資料圖片）。

曾經的駐馬店青樓

青樓原意是指高官顯宦之家的居所，曹子建“美女篇”中有“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的詩句。青樓是指貴胄女眷居住的地方，“馳道楊花滿御溝，紅妝縵綰上青樓”。詩人筆下的青樓沒有輕慢之意。

到了南朝（梁）時一位名叫劉邈的文人在其詩《萬山見采桑人》中有“倡妄不勝愁，結束下青樓”的描述，顯然住在青樓上的已經不是名門千金、貴婦，而是“倡妄”了，于是“青樓”在之后的歲月中就成了煙花妓院的雅稱。

駐馬店的青樓，不像京城、省城文縐縐地叫什么書院呀、會館呀，而直截了當叫“西大院”，駐馬店的“西大院”就是職業娼妓的集聚地。

其實所謂的“西大院”并非是一處大院，而是指“那一片兒”。那一片兒的許多小院集聚成了“西大院”，“西大院”在當時的商務會街。

在此處賣淫的妓女有本土和外來兩類。

本土的競爭不過外來的。那些“蘇州班子”、“揚州班子”的妓女多才貌俱佳，琴棋書畫、吹拉彈唱都讓本土的妓女自嘆弗如。

駐馬店的“青樓”最火爆的時期是抗戰勝利后的那幾年，“西大院”可謂是妓薈萃、亂花迷眼，江南美妓們的吳儂軟語和從黃河北部流動來的“野味”美眉們的放浪，讓這座清純的天中古驛平添了塵世的霧霾。

娼妓的泛濫不僅讓不少家庭失和，還令性病泛濫。

駐馬店的“青樓”，成了這座古老而又年輕的城市身上的毒瘤。

青樓坍塌煙花散

淪落風塵的女子們大多命運是不幸的。即或是少數自愿為妓的女人，也都有不堪的遭際和難言的苦衷。丈夫在外花天酒地，而自己空幃獨守終年孤處，即便也是姨太小妾，經不住男人在外經常的喜新厭舊，這樣的女子便很容易淪落；還有那些婚姻不隨己愿，被欺騙被包辦的闊家千金或小家碧玉，或是遭遇盜匪倉惶逃命的婦女，或是災荒連連爹娘餓死，賣身葬老的孝女……都可能淪為娼妓。

淪為娼妓的女人能有美滿結果終身有靠的實在不多。而不幸的妓女在傳統戲中，這樣的例子俯拾皆是。

一旦成為妓女就如同墜入深淵了，在老鴇手下忍悲含淚，過著強顏歡笑的日子，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年深日久，人也老了，精神也麻木了，在脂粉和酒肉之中消耗了自己的青春。青春究竟有多長？十年？二十年？等到人老珠黃時，接下來的歲月可能就苦了。

駐馬店“西大院”里的妓女們，解放前從事的是合法職業，是經政府核準享有執業許可的。她們都要在警察局注冊備案，而且按規定繳納“所得稅”——當時叫“花捐”。捐字本意是舍棄，是自愿。《史記·灌夫傳》里有“自我捐之，無所恨”的話，可當時當局對妓女征收的“花捐”是強制性的。

警察局有定期對妓女進行“體檢”的規定，看她們是否有淋病、梅毒等性傳染病，表面上是對妓女的“關愛”、對嫖客的“負責”，實則是對妓院、妓女們借機斂財的手段。妓女不患性病的少之又少，如果檢查出來而又不舍得花錢“打點”關系，那將失去“從業”的機會，就丟掉飯碗了。

真的染上性病，那就慘了，輕則皮現紅斑、容顏變老變丑，重則下身潰爛，甚至連臉上的五官也腐爛不堪。當年，筆者在駐馬店街頭就見過爛掉鼻子、爛瞎眼的半老女人向人乞討。大人們告訴我，別看她們現在丑陋不堪，當年可是紅極一時的青樓名妓，漂亮著呢！

被警察驅趕到荒郊野外的得了性病的妓女被野狗撕吃的事兒，筆者也曾聽聞。

“西大院”的妓女們沒想到自己的命運會在1949年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駐馬店解放后的第一個春天，人民政府貼出布告，取締娼妓，關閉所有賣淫場所，“西大院”被查封了（隱蔽在街巷里的暗娼尚未能涉及）。

那個靠妓女的血淚養肥了的“西大院”后臺老板——駐馬店商務會會長黃某，也因曾強奸婦女，逼死不甘受辱為妓的良家婦女而被槍斃。“西大院”的主持人——老鴇也被判刑勞改。

蒙受侮辱飽受煎熬的妓女們，各尋出路、各奔前程，原意做工的政府負責安排她們到工廠做工，愿意從良嫁人的，政府給她們牽線搭橋……不少在鐵路上、工廠里還有拉車的搬運工都娶上了媳婦，妓女們也過上了正常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