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報記者   王瑩  文/圖

范長江曾經居住的地方。

范蘇蘇贈送的書被李長俊珍藏。

“長江一支筆，勝過百萬兵”。新聞巨子范長江為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做出過巨大貢獻。一年一度的記者節前夕，為緬懷這位新聞界老前輩，11月3日，帶著一個新聞記者的責任，帶著對新聞工作的熱情和對新聞界老前輩的崇敬，記者來到范長江罹難地——河南省駐馬店市確山縣瓦崗鎮蘆莊村進行了采訪。

確山人紀念范長江

從確山縣城往西20公里到瓦崗鎮，再從瓦崗鎮向南8公里到蘆莊村，就是當年范長江勞動改造及投井自盡的地方，也就是那個動亂的歲月“五七干校”所在地。通往確山縣瓦崗鎮蘆莊村的路不好走，加上堵車，由于事先沒有和當地有關部門取得聯系，記者上午8時從市區出發，一路兜兜轉轉，接近中午才找到蘆莊村。

蘆莊村是一個丘陵環抱、兩河相交的小村莊。村子里，一戶人家正在宴客，男女老少圍坐在一起，有說有笑，很熱鬧。

“老鄉，去蘆莊林區咋走？”看到一個老鄉從家里急急忙忙走出來，記者趕忙攔住上前詢問。

“你們去那兒干啥？”老鄉反問。

“我們是報社的記者，來看看范長江曾經勞動改造及投井自盡的地方。”記者如實回答。

“走，我帶你們去。”老鄉很熱情。

“不麻煩你了。你這是去吃酒席的吧？你給我們指一下方向，我們自己去就行了。”聽聞農村有待客全村人都要參加的習俗，記者覺得麻煩人家不好意思。

“沒事，你們要去的地方我熟，我帶你們去。我騎電動車走在前，你們跟著我就行了。”說話間，熱心的老鄉已經騎著一輛紅色的電動車上了路。感謝老鄉的熱心，記者趕緊跟了上去。

“聽老年人講，這個亭向西北30米處就是范長江當年投井的地方。不過，井早就被人填平了。”熱心的老鄉叫劉彥偉，是駐馬店市薄山林場蘆莊林區主任。跟著劉彥偉的腳步，記者看到一座石砌紀念亭，亭子里立了一塊紀念碑，碑文寫道：“尊敬的范長江先生，我們永遠懷念您。”落款：“確山縣瓦崗鎮蘆莊村全體村民敬立。”亭子旁邊長著一棵彎著腰的老棠梨樹，這棵棠梨樹沒有按常規向朝陽處彎腰，而是向西北角深深低著頭。

“這是2012年，蘆莊村民自發捐資為范長江修建的紀念亭。” 劉彥偉告訴記者，2012年春季的一天，村黨支部書記楊進林路過此處，突然發現有人在砍這棵老棠梨樹，他立即上前制止。隨后，他從村部取來一面國旗，用國旗包住了棠梨樹的受傷處。范長江曾寫下了不朽的名篇《中國的西北角》，老棠梨樹天天向西北角彎腰低著頭，當地人們都稱這棵樹為“悲哀樹”、“思念樹”。老棠梨樹也成為當地人重點保護對象，樹周圍被人們用石欄桿圈起來。

今年10月23日，是新聞巨子范長江在這里殞命45周年紀念日。9月的一天，范長江的長子范蘇蘇，歷屆范長江新聞獎獲得者代表劉暢、肖亞光、王天定來到蘆莊村，他們代表范長江的家人和范長江新聞獎獲得者為范長江紀念碑敬獻了花籃。范長江長子范蘇蘇、范長江新聞獎獲得者代表和自發趕來的群眾向范長江紀念亭三鞠躬。

到“五七干校”接受勞動改造

“要想了解當年范長江在‘五七干校’的事情，我帶你們去找一位老人，他在‘五七干校’住了一輩子，也是唯一接觸過范長江的人中健在的人。” 離開紀念亭，劉彥偉徑直帶我們來到“五七干校”原址，現在的蘆莊林區。

“這就是‘五七干校’，當時它的全稱是‘中國科學院確山蘆莊五七干校’。”在蘆莊村的東北角，劉彥偉指著一個破舊的大院對記者說。記者看到，坐北朝南有四排青磚瓦房和一個南北朝向的食堂。除最南邊的一排車庫因年久失修倒塌外，其他房子仍然存在。雖然歷經幾十年的風雨侵蝕，但“文革”時期刷在墻上的標語依稀可見。

據史料顯示，1966年5月7日，毛澤東看了軍委總后勤部《關于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后，給林彪寫了一封信（簡稱《五七指示》）。在這個指示中，毛澤東要求全國各行各業都要辦成“一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這就是當時全國各地“五七干校”誕生的歷史背景。

中國科學院確山“五七干校”是1968年開始選址、建立的。1969年3月，被定性為“反革命”、已被長期關押的范長江，隨首批500名勞動改造和接受鍛煉、批判的人員來到這里。當時，從確山縣城到蘆莊村還沒有公路。這些人全部是坐老解放車走確泌路到邢店河橋后，順河道而下來到蘆莊的。據說僅這五六十里路，整整走了一天。

“范長江來了之后的任務就是種菜。當時抽了我和韓新寬、李全義3個人教他們干活，韓新寬和李全義都不在了，只有我最了解范長江的事。”雖然劉彥偉在帶我們尋找李長俊的路上告訴我們李長俊老人是一位耿直的老人，但突然聽李長俊這么一說，記者確實有那么一點驚訝——老人說話確實有點直。

他的衣服“很樸素但很干凈”

“這幾年，好多人都過來問范長江的事。大晌午的，你們還沒吃飯吧？咱吃了飯再說。”今年86歲的李長俊是一位精神矍鑠的老人，他和83歲的老伴孔令秀一直生活在這片土地上。對于我們的造訪，他顯得波瀾不驚，習以為常。他先到院子里摘了一把菜，洗干凈，交給老伴，再從屋里拎出來幾只板凳，招呼我們坐下后，才開始向我們講述他記憶里范長江的樣子。

李長俊當年在蘆莊“五七干校”是一名看山的工作人員，和范長江在一起吃住。“當時我和范長江都在干校的大食堂里吃飯，他就住在我前面的那排房子內。”提起范長江，李長俊老人仿佛又回到了那動蕩的歲月。

“當時，在干校里接受改造的都是高級干部，連做飯的都是正處級干部。”李長俊說。當時，和范長江一起到干校的這批人的主要任務是白天搞基建和勞動生產，晚上搞“斗私批修”。與眾不同的是，范長江受到軍隊派人專門監管，平時的勞動就是在監管人員的監視下，到菜地里拔草等，不讓他干什么重活，但絕對不準他與外界接觸，不能自由活動。“當時我一看就知道他是個大官，不然咋會單獨派軍隊的人監管呢？”李長俊說，范長江“享受”的特殊待遇引起周圍人的注意，后來聽干校的人說，這位個子不高的老頭兒是個部級干部，曾當過人民日報社的社長。“當時，范長江經常穿一身中山裝，偏黑、稍瘦，很樸素但很干凈。他不愛說話，經常一個人在菜地里蹲著干活。在大食堂吃飯時也是一個人默默地吃完就回住處。就連每日三餐排隊打飯，他也總是低著頭排在最后。”李長俊回憶說。

“他長得很帥。”正在做飯的孔令秀打斷了李長俊的話，猛不丁地插了一句。

“是哩，他兒子也很帥。前兩天他兒子還來找過我，給我送一本書。”被老伴這么一干擾，李長俊起身進屋找那本書去了。

“你看，就是這本。”李長俊遞了過來。記者看到，這是一本由范蘇蘇主編的《范長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本書共分十章，主要包括范長江在青少年時期、大公報時期、青記國新社時期、新四軍時期、解放戰爭時期、新中國新聞事業創始期、科技界工作時期、緬懷與紀念等內容。

“范蘇蘇都問你啥了？”記者隨口問。

“問得可多可仔細了。問喝酒不，吸煙不，天天咋吃的飯，挨打不？”李長俊說。

“那他挨打了嗎？我看有報道說曾經對他大糞潑身、拳打腳踢。”記者問。

“沒有的事。他們都是領導，誰會打他？”李長俊斬釘截鐵地回答。

“那他咋會投井？”記者追問。

“或許是認為沒有盼頭了吧。他要是不死就好了，現在肯定能當更大的官。”李長俊說。

井里發現范長江的尸體

“投井的前一天晚上，他還和幾個人聊天到深夜。第二天一早，大家找不到他，就心想是出事了，最后在井里找到了他。” 李長俊惋惜不已。

長期被限制自由、沉重的思想包袱，最終導致范長江難耐巨大的壓力，投井自殺。 “五七干校”大門前不到100米處，是范長江經常勞動的菜地，菜地旁邊有一口深7米、直徑為1.4米的水井。在范長江過完61歲生日后一周，1970年10月23日，早晨起來，“五七干校”的監管人員突然發現范長江不見了，忙和負責監管他的人一起查找。“當時沒有叫我一起去找，但聽去找的人回來說，在菜地邊的那口井里發現了范長江的尸體，當時已經浮在水面上了，他穿的還是那身中山裝。”李長俊說，“當時他要是想開一點，別背恁重的思想包袱，就不會走到投井自殺這一步，說不定以后平反后還能當更大的官。”對于這個曾在一起朝夕相處的陌生的“大官”的死，李長俊惋惜不已。“干校的人找來幾個人，把范長江的尸體用塑料布裹著，抬到離干校七八百米遠的一個山澗陰溝里，草草掩埋了。”李長俊說。據說，當時只在陰溝里簡單地挖了一個很淺的坑，兩邊用木板襯著，把尸體放下去，然后在尸體上蓋了一塊薄板子就封土了。我國新聞事業史上一位杰出代表——范長江徹底離開了人世。而范長江的死，被干校的人定性為畏罪自殺。就這樣，一代新聞巨子以一種灰暗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留給世人無盡的遺憾和嘆息。

1976年春天，范長江的兒子范蘇蘇到確山蘆莊將父親的遺骸移走，安葬在上海西郊青浦區的福壽園墓地。

1978年12月27日，范長江平反大會暨追悼會在北京八寶山公墓舉行。鄧穎超、聶榮臻、胡耀邦、廖承志、粟裕、沈雁冰、宋任窮、史良、季方等同志，分別送花圈和參加追悼會。悼詞說，范長江同志在參加革命前就是我國著名的新聞記者。

他是第一個只身到蘇區采訪的記者

在范長江的生命中，記者的身份和新聞事業幾乎貫穿了他整個人生歲月。在中國當代新聞史上，有許多事情與他有直接關聯，如他是第一個去中國大西北采訪的記者、第一個在報紙上公開稱呼中國工農紅軍為“紅軍”的人、第一個只身到蘇區采訪的記者等。同時，他還曾先后擔任新華社總編輯，解放日報社社長，新聞總署副署長，人民日報社社長，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副秘書長，國務院第二辦公室副主任，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秘書長，國家科委副主任，全國科協副主席、黨組書記等要職。

范長江，1909年10月16日出生于四川省內江縣，1927年參加南昌起義，1932年進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習，之后開始撰寫社會新聞通訊并為《大公報》撰稿。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范長江在周恩來的直接指導下，與胡愈之等團結全國廣大進步記者，組成了“中國青年記者學會”。1939年5月，范長江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周恩來是他的入黨介紹人。

皖南事變發生后，范長江輾轉于1942年8月抵達蘇北鹽阜區停翅港。9月底，在范長江與新聞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中國青年記者總會華中辦事處籌備會”和“鹽阜區青年記者分會”同時宣布成立，并設立了對外宣傳的新聞發報電臺。

在陳毅的支持下，范長江著手組織成立了新華社華中分社，并擔任分社社長，同時兼任華中局、軍部機關報《新華報》報社社長。華中分社成立后即開始向延安新華總社發稿，報道新四軍及華中根據地的抗日斗爭消息。新華社華中分社內成立了報務臺。報務臺的同志不但收聽延安電臺的電波訊號，而且直接抄收塔斯社、同盟社等外國通訊社的電訊。國際、國內許多有價值的消息通過他們編印的《無線電訊》及時送達華中局和軍部首長。

范長江繼而又改革分社、報社內部體制，使之更加正規化。先后建立了淮北支社、蘇南支社、蘇中分社、淮南分社、蘇北分社、浙東分社等，形成一個龐大的通訊網絡，使新四軍堅持敵后艱苦抗戰的真實情況被傳播到海內外。

1942年底，日軍集中兵力對抗日根據地實施戰略大“掃蕩”。范長江帶領華中分社隨軍部抵達淮南盱眙縣黃花塘。在這里，范長江繼續負責新華社華中分社的工作，并領導大眾劇團開展群眾文藝實驗工作。在短短兩年多時間里，范長江為淮南抗日根據地的文藝事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解放戰爭期間，范長江歷任《新華日報》(華中版)社長兼總編輯、《解放日報》副總編輯等職。新中國成立后，范長江歷任新聞總署副署長、人民日報社社長等職。1970年10月23日，范長江在河南省駐馬店市確山縣逝世。

范長江勞作過的地方。

李長俊（中）講述關于范長江的事情。

當年的大禮堂。

從革命的記錄者到革命者

今天的人們，可能更多知道斯諾和《西行漫記》這本書。其實，早在1935年7月，范長江是第一個以旅行記者的名義，開始向全國廣大讀者公開報道紅軍和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實際情況的記者。

1935年7月，范長江從成都出發到西北考察旅行，并以旅行游記的形式在《大公報》陸續發表自己的見聞與述評。這時中國工農紅軍正在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征，他勇敢地在游記中作了客觀報道。這些游記以后匯集出版，就是《中國的西北角》一書，在幾個月內連續出版九次，一時膾炙人口。這部書1936年8月出版，比斯諾1937年10月出版的《西行漫記》要早一年。

據在中國生活、工作多年并入了中國籍的著名國際友人愛潑斯坦先生回憶：“給我留下印象的第一位中國記者就是長江（那時我還不知他姓范）。那是在他的通訊 《中國的西北角》發表后不久，我記得大概是從斯諾那里先聽到這些文章，后來又看到了其中譯成英文的幾篇。當斯諾發表《西行漫記》時，我心中便有這樣一個念頭：長江的文章，可能是促使斯諾產生去了解和報道中國紅軍的愿望的原因之一，當然不是唯一的原因。 ”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范長江為了揭示事變真相，從寧夏飛抵蘭州，又由蘭州進入事變的中心西安。在西安，他通過楊虎城找到周恩來同志。這是他第一次見到周恩來，周恩來同志的音容笑貌和對時局的分析給他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隨后，他又在1937年2月6日，在博古和羅瑞卿的陪同下，前往延安采訪毛澤東主席。毛主席在2月9日晚10時，在住的窯洞里接見了范長江，與他長談了一夜。這10個小時的談話，使他茅塞頓開，思想發生了很大轉變。從延安采訪回來后，他在《大公報》上連續向全國報道了西安事變的真相和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各界人士中產生了很大反響。對此，毛主席曾親自寫信向他表示感謝（載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書信選集》第102頁“致范長江”），并發電報表示歡迎他再到延安采訪，使他受到極大的鼓舞。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以后，他奔赴抗日前線采訪新聞，在槍林彈雨中，寫出大量通訊，并于1937年11月在上海與惲逸群、羊棗等人發起成立“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協會”。

1939年5月，他在重慶由周恩來同志介紹，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 1941年皖南事變后，“青年記者學會”和“國際新聞社”被國民黨反動派查封，蔣介石下令要逮捕他。在李克農同志的掩護下，他撤退至香港，在廖承志同志領導下，創辦我黨在海外的機關報《華商報》。 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后，香港淪陷。他輾轉至蘇北解放區，任新華社華中總分社和《新華日報》（華中版）社長。

1946年5月，他從蘇北奉調來到南京，參加由周恩來同志率領的中共代表團。在南京談判時，他接替宋平同志，任中共代表團的新聞處處長和對外發言人。這是他新聞生涯中又一個光芒四射的階段。由于他作為一個因職業關系長期和軍閥、官僚、三教九流打交道的記者。有豐富的閱歷和經驗，終于練出了一套透過現象抓住實質的本領。 因此，他對一些時局和人的看法往往入木三分。

在毛主席轉戰陜北時期，他是中央縱隊的四大隊隊長，始終跟著毛主席和周恩來等同志轉戰陜北，及時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傳達了黨中央的聲音。

解放后，毛主席曾經說過，當年在陜北他和周恩來、任弼時一起，通過文武兩條線指揮全國的革命，武的是通過電臺指揮打仗，文的就是通過新華社指導輿論。而在文的這條線，范長江則是僅次于陸定一、胡喬木的一名“將軍”。他手下沒有武裝的士兵，只有一名帶著盒子槍的警衛員，其他就是編輯、譯電員、伙夫等等。他指揮這幾十人的隊伍，全神貫注地完成了毛主席、黨中央交給他的任務，通過新華社電臺把中國共產黨的聲音傳到四面八方！

在解放戰爭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之后，范長江又馬不停蹄地從新華社總編輯的領導崗位，走向北平，走向上海，然后又回到北京，先后創辦和主持了《人民日報》北平版，主持創辦了新的上海《解放日報》，輔助胡喬木主持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任副署長，并出任人民日報社社長。據說，此時的范長江是可以因工作需要列席或旁聽政治局的一些會議的。

《人民日報》資深記者、原農村部主任何燕凌曾這樣描述范長江：“當時《人民日報》剛從華北局的報紙改為中央的報紙不久，工作人員絕大部分是長期在農村環境中做報紙和通訊工作的，還有一些是剛參加新聞工作的。黨的工作的重點正在從戰爭向生產建設轉移。報社正處于機構、體制、指導思想、工作方針方法和作風都需要大的變化的時期。范長江像一個身臨戰場的將軍一樣，指揮了新聞戰線上的這場大轉變。 ”

他還親自在《人民日報》上主持了一個以《沒有正確的設計就不能施工》為主題的關于基本建設問題的宣傳和討論，讓報社的工作人員從中體會到，這實質是愚昧與專斷的意識和科學與民主的意識之間的一場思想斗爭，并在這場思想斗爭中組織群眾性的寫作隊伍，提高報紙的思想性。

他的這些要求、指點和做法，乃至對一些中層干部的批評教育，無疑是正確的，是為了盡快提高《人民日報》這支新聞隊伍的思想、寫作水平和報紙的質量。但是，由于他要求過嚴、過急，從而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和不滿，在隨后開展的“三反”、“五反”運動中，爆發了出來。由于種種錯綜復雜的因素，他受到了過火的批評，例如“資產階級的新聞觀點”、“資產階級思想作風”等。內部矛盾一時難于緩解，他不得不離開報社。從此，再也沒有回到新聞工作崗位。

范長江調離新聞戰線之后，沒有氣餒，沒有消沉，而是采取積極的態度去接受新的任務。特別是他轉入科技戰線之后，工作非常主動積極，因此能在不到10年的時間里，辦了五件很有影響的大事：

一是組織編制我國第一個十二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

二是促成了全國科聯與全國科普的合并，組建了提高與普及相結合的統一的中國科技界的團體，并頂住了當時否定知識分子學術團體的“左”的思潮，在中央領導的支持下，保住了自然科學專門學會。

三是舉辦了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次召開的國際科學會議——1964年北京科學討論會，44個國家和地區的367位科學家參加。

四是推動了農業科學技術研究的大發展，開展了農村群眾性的科學實驗活動。

五是促進了中國醫學科學院與協和醫院的長期合作。

一個之前在我國新聞界大名鼎鼎的人物，轉戰科技界后竟也交出了一份輝煌的答卷。我們科技界不應當忘記這樣一位卓有遠見的國家科委與中國科協開創時期的老領導。

1990年，中國記協為了學習和紀念這位前輩，設立了“范長江新聞獎”，并于1991年開始評獎活動，至今已進行了多次評選，有多位優秀中青年新聞工作者獲獎，使這個被埋沒多年的曾響亮一個時代的名字——范長江，再一次發出熠熠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