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同志”任銳革命烈士孫炳文的知心愛人

□晚報記者   張廣智  王瑩   通訊員   謝石華  文/圖

2012年8月16日，時值紀念任銳烈士誕辰120周年不久，在新蔡縣文聯主席謝石華的建議、爭取下，任銳小女兒孫新世同意將其母墓碑捐給家鄉新蔡保管。在新蔡縣委宣傳部、群工部的共同努力下，由周恩來題寫的“任銳同志之墓”的墓碑榮歸故里新蔡，新蔡縣今是街道十里鋪村任莊村的父老鄉親隆重迎接這位優秀中華兒女“回家”。

據謝石華介紹，新蔡縣在任莊建紀念冢，連同任銳四妹、五妹墓碑一同立于其父任芝銘墓側，建成紅色教育基地，被列入文物保護單位。

任家六姑娘任均（右）與二姐任銳（左）、孫維世于上世紀30年代合影（資料圖）。

和四個兒女一起積極投入抗日洪流

任銳幼時被父親任芝銘送到尉氏首富、辛亥女俠劉青霞創辦的華英女校就讀，1908年河南女子師范肄業，1910年考入北京女子師范學校，次年加入中國同盟會京津支部，積極參加革命活動。1912年，她任《國民日報》婦女版編輯，翌年春與該報主編、北大畢業的四川南溪籍同盟會戰友孫炳文結婚。當年，因在二次革命中遭到袁世凱通緝，孫炳文攜任銳潛回四川，結識朱德等革命志士。

1922年任銳全家返京，支持孫炳文與朱德等赴法留學，自己邊撫育子女邊入北大旁聽深造。1925年9月任銳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次年參加北京“三·一八”請愿時英勇負傷。

國共合作后，任銳赴廣州協助孫炳文工作（孫在黃埔軍校先后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秘書長、總政治部后方留守處少將主任）。“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孫炳文壯烈犧牲，任銳奔走在武漢街頭，憤怒聲討蔣介石叛變革命的罪行。之后，任銳十年流亡，矢志不移，足跡遍布南溪、浮山、上海、北平、開封、新蔡等地。1936年回新蔡，任父親創辦的今是中學女生輔導兼小學部主任。

“七·七”事變后，任銳積極動員家鄉青年投入抗戰，并毅然攜六妹任均到鄭州組織一支20多人的婦女救護隊，救護抗日傷員，受到報章盛贊。

1938年2月，任銳經八路軍總司令朱德介紹到延安學習。其時，1934年抱著“求知救國”理想為投奔郭沫若（時在日本）而到東京明治大學法學院留學的她的長子孫泱，已回國經周恩來介紹到延安參加抗戰，任朱德總司令的政治秘書，奔波在太行山前線。

1935年被送到上海學習戲劇的任銳的長女孫維世，已于“八·一三”上海抗戰打響后，孤身到武漢投奔八路軍辦事處，被周恩來、鄧穎超夫婦收為義女，并被送到延安學習。原在北平上大學的她的次子孫濟世和妻子張覺民，抗戰爆發后離開北平，組織抗日話劇團宣傳抗日。后經張軫將軍介紹，孫濟世夫婦到國共合作開辦的南岳游擊干部訓練班受訓，畢業后孫濟世到湯恩伯第三十一集團軍司令部機要股任職，張覺民則被湯恩伯聘為家庭教師。

任銳的小兒子孫名世，當年只有14歲，被任銳父親任芝銘送到同盟會舊友、當時在冀南豫北阻擊日軍的國軍第二十集團軍總司令商震麾下當了一名勤務兵，隨軍轉戰在抗日前線。這樣，除幼女黃粵生（即孫新世）寄養在后方大姐家外，任銳和4個兒女都投入抗日洪流當中。

在延安被稱為“媽媽同志”

在延安，任銳先后與女兒孫維世在抗日軍政大學、馬列學院同窗共讀，一時傳為佳話。其間，為了不因母女關系影響各自的學習，任銳要求孫維世不得在同志面前喊她“媽媽”，只能以“同志”相稱。因此，入學很長時間同學們都不知道她們是母女關系。可有一次孫維世考了滿分，急于向媽媽報喜，放學后就快步追著任銳喊“媽媽——”但剛一出口就想起了與媽媽的“密約”，趕忙補了一句“同志”，但還是被周圍的同學發現了秘密。

由于任銳是革命隊伍里的一位老同志，年高德隆，大家都很尊敬她，所以其他學員隨著孫維世喊起了“媽媽同志”。久而久之，人們都知道延安有個老而彌堅的“媽媽同志”。連毛主席在給任銳的信中，也以“媽媽同志”相稱，周恩來副主席在贈給任銳的一張鄧穎超的照片后面，親筆題字：“代送給任銳同志媽媽”。

1939年8月26日，任銳離開延安，被組織安排到四川璧山縣第五戰時兒童保育院工作。次日，女兒孫維世經毛主席特批，隨到蘇聯療傷的周恩來副主席離開延安，到蘇聯學習。

1939年12月初，任銳被調入重慶八路軍辦事處，當了一名普通的圖書管理員。任銳不僅善于對圖書進行分類管理，還經常輔導小戰士讀書學習，教導他們如何愛惜書籍、重視學習，不斷調動他們的學習積極性。

1940年6月，剛升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不久的商震將軍，從湖南防區調任重慶軍委員會辦公廳主任兼外事局局長。周恩來副主席乃通過地下工作者王興綱向商震要求代為尋覓孫炳文與任銳幼子孫名世的下落。商震不負周恩來重托，不顧特務嚴密監視，冒著危險轉托宋肯堂，輾轉找到了孫名世，并把他送到重慶一所軍校深造。

做任何工作都一絲不茍

任銳埋葬于北京萬安公墓。

1941年初，任銳奉調回延安，既感到由衷高興，又對在重慶讀軍校的幼子和散落各處的眾兒女放心不下。途中，含淚寫下一首七絕：  

 重慶赴延安途中口占寄兒

兒父臨刑曾大呼：我今就義亦從容。

寄語天涯小兒女，莫將血恨付秋風。

2月14日，任銳回到闊別一年多的延安，住在中央統戰部招待所。3月5日，完成上交組織的《任銳自傳》。不久，被分配到陜甘寧邊區政府，任監印。面對這個普通枯燥的工作崗位，任銳嚴謹認真、一絲不茍，每次都是先審看文件，再決定是否用印：凡文字模糊不清或有錯字的文件一律先改正重印再加蓋印章，確保每次印章都蓋得方正、清晰、美觀適中，并諄諄教導年輕戰士管好印、用好印的重要意義，讓許多年輕戰士從中受到教育。

閑暇時間，她主動到附近窯洞輔導小戰士學習，為他們縫補衣服、講革命故事、人生道理。她經常拿出自己吃小灶待遇的米面，接濟傷病同志。她還以弱病之軀積極參加延安大生產運動，盡量減少組織供應，努力做到自己動手，豐衣足食。

1945年3月，為配合中共“七大”追悼烈士的大會議程，任銳飽含深情地撰寫了《孫炳文同志簡史》，并報請朱德總司令審正。3月24日，朱德親筆復函任銳：

“來信悉。炳文同志傳，你寫得很好，最親切，我給以補充，請速寄烈士追悼會陳列。七大會中有一議事日程，是向死難同志悼念（開追悼會），請你預備。另外，在烈士傳中，我必從側面再寫，以光其楷模。”并附以下的話：“炳文同志革命意志堅強，以民族民主革命的銳志而走到無產階級的戰士，是一貫的革命精神。一生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深通歷史及文學、哲學，最后在留學德國時，研究馬列主義最有成果，并影響一批前進青年加入革命。平日生活最能刻苦自勵，凡接近者均受其模范激勵而有所振作。對敵人是疾惡如仇，有滅此朝食之慨，對同志是愛護備至，情同手足之感。”（《朱德年譜》）

已失去丈夫18年的任銳，對朱總司令的肯定、鼓勵深受鼓舞。

把五個孩子培養成

國家有用之才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次子孫濟世調到重慶，任國有企業天府煤礦公司主任秘書兼營運處經理。從此在四川落地生根，以公開身份做掩護，秘密開展地下工作。新中國成立后，在四川省旅游局副局長位置上離休。

幼子孫名世在日本投降后離開重慶到延安。這時，飽經蘇聯衛國戰爭之苦的大女兒孫維世仍在蘇聯學習，與黃華（河北磁縣人，燕京大學畢業。1936年加入中共，時任朱德政治秘書。改革開放后曾任外交部部長、國務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職）共同執筆協助朱總司令完成“七大”軍事報告《論解放區戰場》的長子孫泱已奔赴東北戰場。

組織上原本想把幼子孫名世安排到任銳身邊工作，以便照顧她。但任銳認為前方更需要戰士。在母子倆僅僅團聚個把月之后，任銳毅然支持幼子奔赴東北戰場。

1946年10月，先后畢業于莫斯科東方大學、莫斯科戲劇學院的大女兒孫維世，終于經東北戰場回到延安母親身邊，旋即下鄉參加土改工作。

任銳與孫炳文14年間生育了5個孩子：孫寧世、孫濟世、孫維世、孫名世和孫新世。由于當時的殘酷現實，從出生到長大成人，兄妹5人聚少離多。直到新中國成立之后他們才有團圓的機會。然而，誰也沒有想到，這樣一個特殊的家庭，在解放后卻劫難重重。

1948年8月，躺在河北平山縣朱壕村中央醫院病榻上的任銳，看到革命勝利在望，更加思念許久不得音訊的幼子，可不幸的是，到東北戰場不到一年、還沒來得及大顯身手的幼子孫名世，就在1946年秋，不幸犧牲于牡丹江炮兵部隊！但任銳至死都不知道確切消息。因為，誰也不忍心告訴她真相。

更讓任銳想不到的是，她的一雙優秀兒女——曾三任朱德秘書、時任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副書記兼副校長的孫泱，周總理養女、中國青年實驗話劇院（國家話劇院前身）總導演的孫維世，竟在“文革”中被江青、葉群一伙出于險惡的政治目的，分別冠以“日本特務”、“蘇修特務”、“三反分子”等莫須有罪名，殘忍迫害致死！

1949年4月11日，積勞成疾的老革命家任銳病逝于天津，享年57歲。13日，任銳遺體由北平市人民政府隆重公葬于香山腳下的萬安公墓。周恩來親題墓表，李木庵、董必武迭賦挽詩，《人民日報》曾作連續報道，同事深情回憶的文章常見于報端。其詩作兩次全文刊發于《人民日報》，影響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革命青年。

2009年，任銳被評為河南省為新中國建立做出卓越貢獻的“雙60人物”之一。她帶領全家投入抗戰的民族義舉和“堅定的革命意志，博大的母愛情懷、一絲不茍的工作態度、平凡而偉大的奉獻精神”永遠是后人學習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