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劉付明 通訊員 華 實  整理

任銳女兒孫維世（中）與周恩來、鄧穎超夫婦在一起。

辛亥革命時期的任銳。

任銳（1892年~1949年），原名緯坤，新蔡縣城南街人，任芝銘次女，全國著名女烈士，平凡而偉大的革命家。幼時被父親送到尉氏首富、辛亥女俠劉青霞（1877年~1923年）創辦的華英女校就讀，1908年河南女子師范肄業，1910年考入北京女子師范學校，次年加入中國同盟會京津支部，積極參加革命活動。1912年任《國民日報》婦女版編輯，翌年春與該報主編、北大畢業的南溪籍同盟會戰友孫炳文結婚。當年，因孫炳文在二次革命中遭到袁世凱通緝，攜任銳潛回四川，結識朱德等革命志士。1922年任銳全家返京，支持孫炳文與朱德等赴法留學，自己邊撫育子女邊入北大旁聽深造。1925年9月，任銳加入中國共產黨（新蔡籍最早的共產黨員），第二年參加北京“三·一八”請愿時英勇負傷。國共合作后，赴廣州協助孫炳文工作（孫在黃埔軍校先后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秘書長、總政治部后方留守處少將主任）。“四·一二”事變孫炳文壯烈犧牲，任銳奔走在武漢街頭，憤怒聲討蔣介石叛變革命的罪行。之后，十年流亡，矢志不移，足跡遍于南溪、浮山、上海、北平、開封、新蔡等地。1936年回新蔡，到父親創辦的今是中學任女生輔導員兼小學部主任。

“七·七”事變后，任銳積極動員家鄉青年投入抗戰，并毅然攜六妹任均（1920年生）到鄭州組織一支20多人的婦女救護隊，救護抗日傷員，受到表彰盛贊。1937年10月，該救護隊全體加入鄭州各界抗敵后援會，任銳任該會慰勞隊隊長。12月，考入設在臨汾的山西民族大學學習。

1938年2月，任銳經八路軍總司令朱德介紹到延安學習。1934年，為投奔郭沫若（當時在日本）而到東京明治大學法學院留學的她的長子孫泱（1914年2月~1967年10月6日），回國后經周恩來介紹到延安參加抗戰，任朱德總司令的政治秘書，奔波在太行山前線；1935年，被送到上海學習戲劇的她的長女孫維世（1921年~1968年10月14日），于“八·一三”上海抗戰打響后，孤身到武漢投奔八路軍辦事處，被周恩來、鄧穎超夫婦收為義女（周恩來、鄧穎超一生撫養過很多烈士子女，但孫維世是他們唯一認養的干女兒），并送到延安學習；原在北平上大學的她的次子任濟世（1915年5月27日~2008年9月29日，當時過繼給外公任芝銘為裔孫，后恢復原名）及妻子張覺民（1915年5月7日~1997年12月28日，系新蔡老同盟會員張銳生之女，即排球名將張蓉芳的親姑），抗戰爆發后逃離北平，組織抗日話劇團宣傳抗日。后經張軫將軍介紹，任濟世到國共合作開辦的南岳游擊干部訓練班（1939年1月24日宣布成立，湯恩伯、葉劍英分別兼任正、副教育長）受訓，畢業后到湯恩伯第三十一集團軍司令部機要股任職，張覺民則被湯恩伯聘為家庭教師（1941年，為營救被湯恩伯漯河黨政分會逮捕的任芝銘及新蔡四育中學校長黃韻秋、地下黨員王鵬，這對年輕夫婦發揮了重要作用）。她的小兒子孫名世（1923年~1946年），當年只有14歲，被父親任芝銘送到同盟會舊友、當時在冀南豫北阻擊日軍的國軍第二十集團軍總司令商震（1888年~1978年）麾下當了一名勤務兵，隨軍轉戰在抗日前線。這樣，除幼女黃粵生（即孫新世，1926年生）寄養在后方大姐家外，任銳和4個兒女都投入到抗日洪流當中。

在延安，任銳先后與女兒孫維世在抗日軍政大學、馬列學院同窗共讀，一時傳為佳話。其間，為了不因母女關系影響各自的學習，任銳要求孫維世不得在同志面前喊她“媽媽”，只能以“同志”相稱。因此，入學很長時間同學們都不知道她們是母女關系。可有一次孫維世考了滿分，急于向媽媽報喜，放學后就快步追著任銳喊“媽媽——”，但剛一出口就想起了與媽媽的“密約”，趕忙補了一句“同志”，但還是被周圍的同學發現了“秘密”。由于任銳是革命隊伍里的一位老同志，年高德隆，大家都很尊敬她，所以其他學員隨著孫維世喊起了“媽媽同志”。久而久之，人們都知道延安有個老而彌堅的“媽媽同志”。連毛主席在給任銳的信中，也以“媽媽同志”相稱，周恩來副主席在贈給任銳的一張鄧穎超的照片后邊，親筆題字：代送給任銳同志媽媽。

1938年農歷十一月，任銳的父親任芝銘利用擔任張軫第十三軍后方留守處主任的便利，用軍車送任銳的六妹任均到延安。農歷十一月十八日（1939年1月8日），毛澤東主席親自歡迎并宴請任芝銘、任均父女和任銳、孫維世母女，毛主席對任芝銘不遠千里親送幼女到延安參加革命給予高度贊揚！是年2月17日，朱德總司令在給四川老友張從吾的信中寫到：“浚明（孫炳文的字）亡后，其全家均能繼續革命。孫泱即寧世，現在我處工作，有父風，頗過之，母不及。濟世在河南亦是干才。維世女亦聰明絕頂，后生可畏，革命必期成功就在此。浚明夫人任同志亦在延安工作，特此告。”

1939年8月26日，任銳離開延安，被組織安排到四川璧山縣第五戰區兒童保育院工作。次日，女兒孫維世經毛主席特批，隨到蘇聯療傷的周恩來副主席離開延安，到蘇聯學習。

璧山兒童保育院是一個國共合辦的救濟戰時孤、散兒童的公益機構。任銳對這些難童飽含慈母般的關愛，每天工作十二個小時，每夜都要起來數次為兒童蓋被子，生怕難童著涼，深受難童愛戴。但因她堅持原則，反對國民黨工作人員的貪污行為，受到CC派排擠。同時，因她年齡大了，長期超負荷地工作也使她難以堅持下去。

1939年12月初，任銳被調入重慶八路軍辦事處，當了一名普通的圖書管理員。任銳不僅善于對圖書進行分類管理，還經常輔導小戰士讀書學習，教導他們如何愛惜書籍、重視學習，不斷調動他們的學習積極性。但璧山兒童保育院的難童仍從感情上離不開她，經常有兒童步行一百八十里到重慶去看望她，這對任銳精神上是一種莫大的安慰和鼓勵。后來，這批兒童都陸續投入到抗日救亡中去。

1940年6月，剛升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不久的商震將軍，從湖南防區調任重慶軍委員會辦公廳主任兼外事局局長。周恩來副主席通過地下工作者王興綱，向商震要求代為尋覓孫炳文與任銳幼子任名世（即孫名世）的下落。商震不負周恩來重托，不顧特務嚴密監視，冒著危險轉托宋肯堂，輾轉找到了任名世，并把他送到重慶一所軍校深造。

1941年初，任銳奉調回延安，既感到由衷高興，又對在重慶讀軍校的幼子和散落各處的眾兒女放心不下。途中，含淚寫下《重慶赴延安途中口占寄兒》七絕一首：

兒父臨刑曾大呼：

我今就義亦從容。

寄語天涯小兒女，

莫將血恨付秋風。

2月14日，任銳回到闊別一年多的延安，住在中央統戰部招待所。3月5日，完成上交組織的《任銳自傳》。不久，被分配到陜甘寧邊區政府任監印。面對這個普通枯燥的工作崗位，任銳嚴謹認真、一絲不茍，每次都是先審看文件，再決定是否用印：凡文字模糊不清或有錯字的文件一律先改正重印再加蓋印章，確保每次印章都蓋得方正、清晰、美觀適中，并諄諄教導年輕戰士管好印、用好印的重要意義，讓許多年輕戰士從中受到教育。閑暇時間，她主動到附近窯洞輔導小戰士學習，為他們縫補衣服、講革命故事、人生道理。她經常拿出自己小灶待遇的米面，接濟給傷病同志。還以弱病之軀積極參加延安大生產運動，盡量減少組織供應，努力做到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她還積極響應董必武、徐特立、吳玉章等黨內愛好詩詞的老同志號召，參加了由邊區法院院長、詩人李木庵主持的懷安詩社，經常用通俗易懂的順口溜、快板詩豐富戰士的精神文化生活，鼓舞他們參加抗日救國的積極性。

1945年3月，為配合中共“七大”追悼烈士的大會議程，任銳飽含深情地撰寫了《孫炳文同志簡史》，并報請朱德總司令審正。3月24日，朱德親筆復函任銳：

“來信悉。炳文同志傳，你寫得很好，最親切，我給以補充，請速寄烈士追悼會陳列。‘七大’會中有一議事日程，是向死難同志悼念（開追悼會），請你預備。另外，在烈士傳中，我必從側面再寫，以光其楷模。”并附以下的話：“炳文同志革命意志堅強，以民族民主革命的銳志而走到無產階級的戰士，是一貫的革命精神。一生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深通歷史及文學、哲學，最后在留學德國時，研究馬列主義最有成果，并影響一批進步青年加入革命。平日生活最能刻苦自勵，凡接近者均受其模范激勵而有所振作。對敵人是嫉惡如仇，有滅此朝食之慨，對同志是愛護備至，情同手足之感。”——《朱德年譜》

已失去丈夫十八年的任銳，對朱總司令的肯定鼓勵深受鼓舞。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次子孫濟世調到重慶，任國有企業天府煤礦公司主任秘書兼營運處經理。從此，在四川落地生根，以公開身份作掩護，秘密開展地下工作。新中國成立后，在四川省旅游局副局長位置上離休。

幼子孫名世在日本投降后離開重慶到延安。這時，飽經蘇聯衛國戰爭之苦的大女兒孫維世仍在蘇聯學習。與黃華（1913年1月25日~2010年11月24日，河北磁縣人，燕京大學畢業。1936年加入中共，時任朱德政治秘書。改革開放后曾任外交部部長、國務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職）共同執筆協助朱總司令完成“七大”軍事報告《論解放區戰場》的長子孫泱已奔赴東北戰場。組織上原本想把幼子孫名世安排到任銳身邊工作，以便照顧她，任銳認為前方更需要戰士。在母子倆僅僅團聚個把月之后，任銳毅然支持幼子奔赴東北戰場。她像所有牽掛游子的母親一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并賦詩《送兒上前線》以抒胸臆：

送兒上前線，氣壯情亦愴。

五齡父罹難，家貧缺衣糧。

十四入行伍，母心常凄傷。

烽火遍華夏，音信兩渺茫。

惜別兒尚幼，猶著童子裝；

今日兒歸來，長成父模樣。

相見淚沾襟，往事安能忘？

父志兒能繼，辭母去前方！

1946年10月，先后畢業于莫斯科東方大學、莫斯科戲劇學院的大女兒孫維世，終于經東北戰場回到延安母親身邊，旋即下鄉參加土改工作。

1948年8月，躺在河北平山縣朱壕村中央醫院病榻上的任銳，看到革命勝利在望，更加思念許久不得音訊的幼子，揮毫寫下長詩《午夜》(節選)：

現在已是黎明時分/正經歷著殘酷的斗爭/多少英勇青年/前赴后繼壯烈犧牲/我認識的朋友中/有的已成了烈士的母親/我也可能是其中的一人/真理正義止住了母親疼痛的心/我們更奮勇前進……

的確，不幸正在暗暗撕咬著這位母親的心。到東北戰場不到一年、還沒來得及大顯身手的幼子孫名世，就在1946年秋，不幸犧牲于牡丹江！但任銳至死都不知道確切消息。因為，誰也不忍心告訴她真相。

1949年4月11日，積勞成疾的老革命家任銳病逝于天津，享年57歲。13日，任銳遺體由北平市人民政府隆重公葬于香山腳下萬安公墓。周恩來親題墓表，李木庵、董必武迭賦挽詩，《人民日報》曾作連續報道，同事深情相憶的文章也常見于報端。其詩作兩次刊發于《人民日報》，其中上述兩首舊體詩被收入《革命烈士詩抄》。

2009年，任銳被評為河南省為新中國建立作出卓越貢獻的“雙60人物”之一。她帶領全家投入抗戰的民族義舉和“堅定的革命意志，博大的母親情懷，一絲不茍的工作態度，平凡而偉大的奉獻精神”永遠是后人學習的典范！

（本稿圖片由新蔡縣委宣傳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