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傳佑

我國流行的端午節與年節是具有精神信念屬性的傳統節日。它的根在民間，是民間直接培育形成的民俗文化。在它流傳過程中常遭到皇家的抵制、摧殘，甚至被篡改利用。我們在探考年文化歷史傳統中，意外發掘出端午節早期起源一件鮮為人知的歷史事件，這便是“普愛簪門虎符系臂”風俗出現的復雜歷史經歷。

先論其中的“虎符系臂”，說起來并不神秘，這便是舊時民間在端午節兒童佩戴的虎形香袋。不要輕視這個小小的飾物，它有五千年的發展經歷。在原始社會曾為先民攘災除害、驅除魅獸災難，曾被先民稱頌為功德虎。東漢民俗學家應劭在《風俗通》中記載：“虎者陽物，執搏挫銳噬食鬼魅。”他不同意《山海經》被篡改的神話，所以他說老虎是陽間生物，不是神虎，它除災執著務實，搏斗有作為，為先民攘災除害，吞吃老毛猴（河南方言）銳不可當。在河南濮陽市出土的原始社會一處墓葬里，發現在死者身旁用貝殼擺放一個虎形，證實應劭記載民間傳說完全符合史實。不僅如此，從文字詞義演變也可以佐證史實。例如：“虔”字古文是下山虎的象形。古代詞義見《左傳》中有“虔劉我邊陲”，顯示是侵吞概念，由于民間把虎作為除災精神信念的載體，“虔”字在流傳過程中，就演變為“虔誠”概念。從中可以體會到，皇帝傳承下來虎除災的精神信念在百姓的心目中占據重要分量。然而，功德虎在封建統治時期社會中備受歧視，歷史上有過一段不幸的遭遇。

在西漢時期，漢哀帝為了在年節期間向庶民推行門神驅鬼風俗，于是責令當時的史家劉歆，趁領校《山海經》的機會，將原記載的兄弟二人驅魅獸事跡，篡改為二神人驅鬼賊風俗，并在風俗中增畫二神人。事實上，漢哀帝謀劃興起門神驅鬼賊風俗并未得逞。但到了南北朝期間，皇家趁民間遺存漢代“剛卯”的桃木板風俗，再次興起漢哀帝篡改的門上加畫二神人驅鬼賊風俗，從而廢除了門上畫虎風俗。皇家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從根本上廢除流傳數千年來的古俗，這在民間引起強烈不滿是可以想象到的。但《荊楚歲時記》對此事件閉口不提。卻繪聲繪色描述二神人門戶風俗。從此以后，門上畫虎風俗在社會上失去蹤影，見五代《歲華紀麗》記載：“桃板署們納余慶，葦索羅戶以祛災。”三崇拜風俗只剩下兩項崇拜，功德虎不見蹤影，我們便把功德虎落實到“虎符系臂”的民間風俗上，唯一的證據是以“虎符”相稱，與它的老戰友“桃符”春聯并列流行，這便是經歷一段曲曲折折遭遇后，最后定居在五月端午節，成為除災主帥地位的功德“虎符”經歷。

在韓國申報端午祭成功之后，我國輿論界對繼承歷史起源傳統問題上產生認識上的誤區，不妨提出這樣的問題：究竟是誰繼承了周朝頒布的“夏日至致地示物魅”風俗？是韓國嗎？還是中國？

在中國方面來看，在秦漢兩代五月份沒有風俗記載，一直是風俗的空白區。到了東漢中后期，皇家推出“桃印”風俗才填補空白，這說明兩個問題：其一，歷史有幾個朝代的間隔，可以說明我國在后世沒有繼承天子的“物魅祭”風俗。其二，從韓國方面看，“物魅祭”流傳到韓國，絕對不會晚于秦漢時期，也就是說是經歷了兩千多年，在兩千多年的流傳過程中，風俗的發展進程，必然與韓國當地風俗融合在一起，從而形成韓國風俗特色，在內涵演變發展也是情理中事。應該承認這樣的歷史事實，韓國的端午祭不會等同于“夏日至致地示物魅”風俗。

綜上所述，我國早期“物魅祭”起源和當今的韓國端午祭以及我國端午節，三個點之間都不是等同關系，特別是中國的端午節與韓國的端午祭顯然是風馬牛不相及，不能構成對比關系。絕對不應該相提并論混為一談。正如春節文化一樣，韓國的春節內涵，既不同于中國春節的內涵，也不能同于越南春節的內涵。按說春節稱謂“物侯”形成的“時間周期”概念，三個國家的春節內涵絕對不能同等看待。美國在年節賀詞中加“亞裔”春節，是模糊春節不同的民族特性，不符合聯合國通過的弘揚各國不同特色的多樣化公約精神。美國在這個問題上總是落后于世界形式出現的新發展。

關于民間流行“蒲艾簪門”的歷史起源，蒲艾風俗的近期起源于漢代。見曹植《對酒歌》中：“蒲鞭葦杖也有刑”屬性顯示的是除災。蒲是葦子崇拜的衍生物，在古代不存在。崇拜葦俗早起見于甲骨文“萑”字，該字構形顯示是以葦俗保衛商族的標志燕，故事來源于商的始祖契是其母誤吞燕卵而生，見《詩經》：“天命玄鳥（燕）降而生商。”葦俗用于保衛。從中顯示，葦子已有除災迎新雙重含義。甲骨文不同于傳說，是真實的反應了當時的社會現象。用葦子流傳下來的精神信念，這在商周袚俗禮儀活動中多有反映，例如《周禮》記載凡辦紅白事，按風俗的規定，一定要在宗廟鋪坐葦席，又例如當時的奴隸村社舉辦的鄉人儺風俗，舞者手持的是桃木弓和葦桿箭，表明民間流行葦子仍然用于除災風俗。

我們在探考端午節過程中感到驚異的是，有關端午節歷史起源，竟與我國年節文化早期起源完全一致。然而盡管如此，經過對年節進一步分析發現，這并非是不謀而合。實際是民間對端午節深思熟慮所作出的深層次安排。如果說，年節文化除災與迎新獨立辯證統一是基于理性思維形成的理念傳統，那么，在社會上除災實踐形成的端午節除災風俗行動，顯然是民間為了強化除災信念有意作出的安排。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五月端午節的建立形成，也是對年文化理念傳統特性一個完善補充。民間對除災的強化補充，充分說明中華民族歷來是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以此來觀察客觀世界，并作為自己行動的準則。基于以上的理解認識，有關端午節內涵特性，按民間風俗的意愿可以概括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以年文化弘揚桃人除災精神信念傳統作為基礎，以紀念屈原愛國主義精神為方向，以發揮虎除災精神為動力，以防除各種災害為中心，特別是防除病疫之災。以上作為端午節內涵的總目標，這便是實踐年文化以除災為前提的基礎，在端午節所承擔的社會責任。

中華民族是與災害進行斗爭誕生成長的偉大民族，《山海經》記載：“皇帝乃作禮以時驅之，于是立大桃人懸葦索畫虎于門。”黃帝領導先民去殺魁獸造成災難的首次除災經歷，是繼承和弘揚前世二位桃人除災事跡，從而形成五千年來的年文化傳統，關于先祖黃帝這段歷史，我可以負責任地告訴大家，我們幾個人經過多年的探考，依據甲骨文《山海經》的記載已經能夠證實是原始社會的歷史，而不是神話。我國人民正是沿著黃帝弘揚桃人除災精神信念，從而形成年節和端午節兩個除災傳統節日。這兩個節日有共同的除災內涵，而且歷史起源又是一條根傳承下來的同源關系，具有雙重的除災內涵，我們認為這兩個傳統節日同時向聯合國申報，這在當今世界各地災害頻發的今天，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中華民族作為五千多年除災的一個文化古國，理應作出我們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