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紅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既重視發揮法律的規范作用，又重視發揮道德的教化作用，以法治體現道德理念，強化法律對道德建設的促進作用，以道德滋養法律，強化道德對法律支撐作用。

法律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成果。道德與法律在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相互促進，相互融合。首先，法律不斷促進道德的形成。法律通過確認或吸收道義標準，使之成為法定標準而直接促進道德目標，道德觀念在很大程度上與法律觀念是相重合的。法律是維系社會運轉和發展的最低和最基本的道德觀要求。道德觀的基本要求不僅是法律構成的基礎，而且在很多層面上直接表現為具體的法律規范。現代法律精神首先應確立憲法至上的理念，把道德通過立法表現為憲法中的原則性、指導性和倡導性，從憲法這一根本法角度來確認和宣告理想道德的地位、性質和目標。中國古代“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的思想與行為，就是法與德在價值內容上的融合。其次，現代法律不僅表現于外在司法審判制度的運行，而且更代表了一種內在的價值追求和價值評判。現代法律主導下的法院公平審判是以法律和訴訟制度來扶植正氣、壓制邪氣，使社會公眾切身感受到國家法律以具體審判活動的形式對高尚道德的推崇和推行，從而弘揚道德觀念。

法治要立足自己的國情。法治是一個國家在特定經濟、政治和文化條件下的治國模式。搞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應根植中國土壤，挖掘和傳承中華法律文化精華，不能拋卻，也無法拋卻歷史傳統、割斷文化血脈。我們的法治道路要立足自己的國情。中國是一個有著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又是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具有獨特的法治傳統、獨特的國情、獨特的現實問題，這就決定了我們的法治建設必定要走自己的路。我們的法治道路要扎根自己的傳統。雖然中國幾千年來人治傳統根子很深，但我們的先人們很早就開始探索如何駕馭人類自身這個重大課題。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就有了自成體系的成文法典，漢唐時期就形成了比較完備的法典，中華法系在世界幾大法系中獨樹一幟。禮法合治、德主刑輔、禮樂刑政、綜合為治、法不阿貴、刑無等級等法治思想影響深遠。兩千多年前，商鞅就說過：“為國也，觀俗立法則治，察國事本則宜。不觀時俗，不察國本，則其法立而民亂，事劇而功寡。”中國地域遼闊，民族眾多，國情復雜，又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法治建設決不能罔顧國情、超越階段。特別是經過長期實踐探索，我們已經走出了一條自己的法治道路，取得了法治建設的巨大成就。

法治必須貫徹誠信道德原則。法治本質上是一種對法律權威敬畏的信念，這種信念的基礎是誠信。因為法律所涉及的是人與人之間具有“契約性”的社會關系，它要求法律的制定、執行和監督都必須貫徹誠信的原則，誠信原則是法律的一個基本原則。誠信法律原則功能的發揮離不開其道德基礎，這是法律權威性之公正力量的重要來源。

中國春秋戰國時期商鞅徙木立信，使變法治國之策得以貫徹，就是一個證明。離開了社會誠信，法治精神既難以確立，更難以弘揚。

數千年來，這種誠信觀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道德基因，滲透在博大深厚的民族精神中。做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是中國共產黨員的基本道德準則；牢固樹立和忠實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信念既體現了無產階級政黨的宗旨和本色，也體現了中國人民對先進政黨的道德期盼和要求。正是靠著這種取信于民、說話算話、擔當負責的精神和作風，中國共產黨才贏得了人民的信任與支持，被賦予了執政的重任。

當前，我們已經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歷史新階段。國家和社會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發揮作用，只有將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才能實現真正的善治。法律的權威源自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只有真實體現人民意志的法律才能獲得人民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也只有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的法律才能有效實施。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作為指導，科學的繼承和借鑒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形成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要求的道德體系，使之成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道德基礎，是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應有之義。

（作者單位：中共駐馬店市驛城區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