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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信力是公證行業的生命線，面對社會公眾在彩票開獎公證、推諉公證等問題對其公正性提出的質疑，一方面需要加深全社會對公證行業的內部運作和角色定位的理解，從而回歸合理的期待與認識，另一方面也需要清醒認識到行業發展的不平衡，在對公證質量提高中讓公眾感受到直觀真切的公信力。

進入2015年以來，公證領域頗不平靜，接連出現的幾個社會熱點事件讓相對低調的公證行業突然闖入了公眾的視線：先是1月25日，福彩雙色球2015011期在無事前預告的情況下開獎延遲兩小時，在場監督的公證人員對開獎真實有效的回應引發網民的公開質疑；之后微信朋友圈中一篇《獨生子女無法繼承父母遺產，99.99%的人都想不到》的文章歷數獨生子女辦理繼承公證中的手續復雜、程序繁瑣，帖子在微信上被瘋轉，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3月1日，我國迎來了公證法頒布實施以來的第九個年頭。相比于同樣提供法律服務的律師行業，社會公眾對公證行業更為陌生。那么公證行業究竟公信力如何？今年以來陸續出現的幾個社會熱點事件是否背后暗藏著公證行業公正性的隱憂？

彩票開獎公證不是走形式

對于絕大多數普通人來說，認識公證往往是從電視屏幕上的彩票開獎公證開始的。人們看到的是每次現場都是兩個公證員站起來念著內容相同的一紙文書，表示開獎過程經過公證了，以至于不少人產生了彩票開獎公證不過是做做樣子、走走形式而已。甚至有專家認為，開獎過程對于公眾來說，其信賴的制度基礎就是公證，如果公證本身沒能給我們帶來任何新的信息，則開獎過程公信力就會發生動搖。

2004年“西安寶馬彩票案”中就曾發生過因為公證員玩忽職守最終鋃鐺入獄的事件，此事對公證行業的公信力產生了不小的沖擊。那么十幾年過去了，現在彩票開獎公證的公正性情況如何？

北京市長安公證處曾為中國體育彩票的開獎過程提供過公證服務，該公證處主任周志揚向記者表示，如果嚴格執行公證程序，那么彩票開獎過程中出現造假、操縱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

據周志揚介紹，實際上參與一次開獎公證全程的公證員除了現場監督搖獎的兩個人外，同時在后臺的數據中心還需要兩名公證員進行數據監督。每次搖獎開始之前，必須首先匯總全國各省、市、區彩票封箱時的銷售情況數據：在各省層面由當地的公證員對該省數據的真實性進行公證，而在北京國家體彩中心的公證人員則將匯總的原始數據刻錄成光盤當場封存備份，搖獎之后獎池中的數據只有與這張光盤中的原始數據相吻合，開獎結果才能被認定真實有效。與此同時，在現場的兩名公證員全程負責開箱、取球、驗球等工作，整個過程均由公證員完成，且正式搖獎過程中每一個號碼的搖出都必須有公證員的監督參與。全國各省、市、區與開獎現場之間，前臺與后臺之間各自的公證人員彼此獨立，保證了整個開獎過程處于有效監督之下，極難造假。

而對于開獎延遲情況出現的可能性，周志揚認為當個別省份出現數據傳輸中斷等意外情況時，公證人員會為了保證全國數據的完整性，不惜推后開獎直至數據齊備統一封存。這一點恰恰是公證法律監督作用的體現，但對于不了解彩票開獎公證內部流程的普通公眾來說反而容易產生誤解。

為何質疑公證“刁難”

到公證機構辦理公證時“卡殼”的經歷是許多人質疑公證機構公信力的一個重要原因。在那篇網絡瘋傳的關于繼承公證的文章中，就描述了獨生子女因為檔案材料搜集困難導致在繼承父母遺產的過程中遭遇法院和公證機構“兩頭堵”而最終無法順利繼承的現象，令人讀完心有余悸。

盡管在現實生活中相比于近些年全國繼承公證辦理高達年均60余萬件的總量，網絡文章展示的僅僅是極為罕見的個案，顯然不能代表普遍情況，但是對于社會公眾來說卻留下了公證機構拒絕公證、推諉公證是否合理合法的疑問。

是否有權拒絕客戶的公證請求，這是處理公證機構與客戶關系時面臨的問題，也是衡量公證行業整體是否具有公信力的一個觀察角度。公證機構作為法律服務機構，為客戶辦理公證是其工作的題中應有之義，無正當理由不得對案件隨意拈輕怕重、挑肥揀瘦，但另一方面如果所涉及的公證事項不符合法律規定或法律關系太過復雜，申請人無法提供相應證明材料，公證人依自身能力和條件又難以完成的，則公證人可以選擇不接受公證申請。現實社會中，當事人委托的法律事務繁多且復雜多樣，法律并不強求公證人一定要去完成這樣的契約關系。法律如果做出這樣的強求，不僅使公證人的工作成果無法得到保障，而且可能會損害當事人的利益。

“在這個問題上，社會對公證行業應該樹立正確的認識。”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張衛平說，“公證機構畢竟不是偵查機關，他們對事實本身只有核實的權利，沒有調查的權利。”

張衛平認為，目前我國只對偽造公文書定罪量刑，而對偽造會議記錄、遺囑、簽名等私文書并沒有相關處罰規定，這就放縱了偽造行為，從而放大了公證行業審查證明材料的風險，那么公證機構自然會要求提供各種各樣盡可能多的材料，在一些人看來這就是公證存在“卡殼”和“刁難”等問題。同時，由于當前公證行業在利益激勵機制上收益與風險不相匹配，也妨礙了身處服務行業的公證機構“多走一步”。因此，在平衡公證服務的效率和公證機構的風險上，法律上的配套制度也應該同步跟上。“公證機構是否存在推諉公證的情形，應該用專業的標準來加以判斷。”張衛平說。

公信力是公證的生命線

當前我國公證行業公信力整體情況如何？近些年的一些社會熱點事件是否對公證行業的公信力產生了沖擊？據張衛平觀察，我國公證行業公信力總體保持在相對較高的水平，但也存在個別公證人員沒有遵循公證操作要求的失職、甚至違規違法的情況。“這一方面與整個社會的大環境有關，另一方面也與公證員的個人素質、行業監管等有關。”

我國目前公證行業的發展還存在不平衡的現象，既有北京、上海等經濟發達地區人員規模達數百人，年辦證量十余萬件，年公證收費上億的事業體制或合作制公證處，又有在中西部欠發達地區人員規模在二至數人，年辦證件數數十件，年收費不超過萬元的行政體制的公證處。行業發展的不平衡，帶來了現實生活中公眾通過個案辦理所感知到的公信力上的差異。反過來，如果公證事業不發達地區的當地居民難以享受到優質的公證服務，則自然無法體會到公證的效用，不僅影響了公證公信力的提高，也更加劇了這種發展的不均衡局面。

“公證是一項重要的預防性法律制度，也是替代訴訟的法律制度，它的使命、職責決定了公信力是其根基和生命。促進公正司法，維護社會公平正義，預防和減少法律糾紛，應當更加重視發揮公證職能作用，更加重視加強公證公信力建設，實現公證依法執業、規范執業、公正執業。” 司法部副部長趙大程在采訪中表示。

山東省近來以提高公證質量為切入點來提高公證行業的公信力，從而實現了近三年來公證業務在持續保持兩位數增長的情況下，杜絕了假證錯證，大幅降低了瑕疵率，投訴上訪明顯減少。山東省司法廳公證工作管理處處長李邦喜認為，公信力的內在就是高水平的公證質量。“未來可以考慮利用信息化實現公證行業全國性的資源共享，山東目前已經嘗到了甜頭，這方面早走比晚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