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植于太廟的明成祖手植柏，樹齡已有600多年。凌子攝

戶力平

　　昨天是中國植樹節。陽春三月，植樹已蔚然成風。北京作為歷史文化名城，自古以來便重視種樹與綠化。而今京城有古樹名木四萬余株，遍布壇廟園林、街巷村鎮。作為遼陪都，燕京城的道路兩側已“密植林木，以惠路人”；元代曾頒農桑種樹之制，嚴懲濫砍濫伐樹木；明永樂年間，盜伐林木十株除“廷杖四十”，還要“課以罰金”；清代乾隆皇帝大力提倡在永定河沿岸植柳護堤，并將植柳經驗寫成一首五言詩：“堤柳以護堤，宜內不宜外。內則根盤結，御浪堤弗敗……”

　　歷代帝王均提倡植樹

　　明成祖太廟親植柏樹

　　自遼代開始，北京成為都城，歷朝歷代均采取積極措施，倡導植樹與綠化。

　　遼會同元年（938年），當時的幽州（今北京城區西南部）升為幽都府，成為遼的陪都，建號南京，又稱燕京。統和十五年（997年）正月，遼圣宗耶律隆緒下令在都城周邊廣植樹木，特別是在通往燕京城的道路兩側“密植林木，以惠路人”。短短幾年，燕京城便被綠樹環繞。

　　金貞元元年（1153年）金海陵王完顏亮遷都燕京，改稱中都。金大定四年（1164年）十月，金世宗命都門外夾道重行栽植柳樹各百里，并勸鄉民種植桑且加以看護。據傳世宗還出豐宜門沿大道南巡十里，察看樹木長勢，并令農人補種樹木。

　　元至元九年（1272年）蒙古人改中都為大都，重建都城。元世祖忽必烈倡導廣植樹木，特別是在道路兩旁普遍栽植行道樹，每株間隔不得超過兩步，除在夏季形成樹蔭為路人遮涼外，還可在冬季大雪封路時，起到路標的作用，并委任高級官員四處巡視，察看樹木種植情況，特別是每條道路的樹木養護是否妥善。此外還設大司農掌理農桑，并頒布農桑種樹之制。

　　明永樂十八年（1420年）朱棣遷都北京，隨后便提出在壇廟、道路、長城等處廣植樹木。他還到太廟親手種下第一棵柏樹，且令人“周以為護，時為灌之”。由于看管周到，該樹枝葉繁茂，獨領太廟群柏之首，被尊為“神樹”。明代后期在京城內廣植行道樹，紫禁城四周夾道皆槐樹，十步一株。從東華門至景山，夾道也都植有槐樹，今景山西街仍留有當時栽植的古槐數株，至今已300多年。

　　清朝定都北京后，也倡導種樹。康熙皇帝尤其重視河堤上的樹木種植，因為林木可以護堤。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康熙皇帝巡視永定河時，特命直隸巡撫于成龍筑新堤以根治永定河水患，廣植樹木于堤上以防堤潰，并建議多植柳樹。雍正二年（1724年）二月，雍正皇帝發布一道植樹上諭：“舍旁田畔以及荒山不可耕種之處。度量土宜,種樹木。桑柘可以飼蠶,棗栗可以佐食,桕桐可以資用。即榛楛雜木，亦可以提供炊爨。”上諭中告誡地方官吏要“各體聯拳拳憂民之意，實必奉行。”他還要求對已栽植的樹木要加以保護。“嚴禁非時之斧斤,牛羊之踐踏，奸徒之盜竊，以為民利。”乾隆皇帝在位時，曾多次巡查京城的樹木種植情況，并根據北京地區的氣候和土質特點，提倡多植柳樹和槐樹。

　　歷代在大力提倡種樹的同時，還對種樹及種植的方式、方法有明確的規定。

　　元代規定：“每丁課桑棗二十本，土性不宜者，種榆柳等，其數如雜種果者，每丁十棵，皆以生成為數，愿多種者聽……仍令各社布種苜蓿，以防饑年。”同時要求沿大道兩旁廣植樹木，植樹要挑選品種，要以“將來樹身能高大者為限”。植樹的株距是“相距二三步”，要求“一切達到之旁，視土地所宜，為此種樹。”“并任命官吏，保持路途，使之不致損壞。”

　　明代提出，除大內御園廣植樹木外，凡沿河開闊地帶，道路兩側，空曠地段，均可普遍植樹，“視土氣（質）而選樹種，或疏或密，疏者丈余一植，密者三五步一植，樹種可雜混，因地而宜，不可一統，以成林為宜。”

　　清代編纂的《永定河志》記載：乾隆時期曾規定河兵每人每年要種柳100棵，樹苗的規格是“長八尺，徑三寸”，要求栽植標準是“驚蟄后地氣通，于附堤內外十丈柳隙，刨坑深三尺栽種。”栽后要保澆保活，“不時灌溉，至夏秋之交，點成活樹木以七成為率，歲終報部議”。乾隆皇帝還總結出植柳的經驗，寫成一首五言詩：“堤柳以護堤，宜內不宜外。內則根盤結，御浪堤弗敗，外惟徒飾觀，水至堤仍壞。此理本易曉，倒置尚有在。而況其精微，莫解亦奚怪，經過命補植，緩急或少賴。治標茲小助，探源斯豈逮。”碑文至今仍立在永定河金門閘東側，給后人植樹予以啟示。為發動永定河沿岸村莊的人們廣泛植樹，清代還制定了若干獎勵辦法，其中有“植木以戶為計，凡五十株以上者獎，百株另獎，千株重獎，無一食言。”

　　為提高樹木成活率，乾隆時期還將松柏栽植的時間由春天改為冬天，下雪后，將樹根周圍以雪培之。此外還鼓勵官員廣植樹木，曾制定“立捐栽議敘之法”的獎勵制度。

　　咸豐十年(1860年)，長河沿岸樹木被“英法聯軍”焚毀，光緒十二年(1886年)，慈禧乘龍船途經長河時見到破敗之景，即命醇親王治理長河兩岸，并要求從西直門外倚虹堂起，到頤和園南面繡漪橋正南泄水閘止，每隔兩丈（約6.6米）種植兩棵水楊，水楊之間夾種一株山桃。從昆明湖西堤南段到玉泉山靜明園東宮門外，每隔兩丈栽植兩株垂柳，垂柳之間夾種一株山桃。

　　歷代均有嚴懲盜損林木措施

　　永樂年間盜木十株“廷杖四十”

　　元代大都城外有寬闊的護城河，河畔植有大量林木。大德年間因看護不周，致十余株樹木被伐，“成宗聞之，頓感不悅，令速查上奏。”“不日，刑部將盜木者繩之，以法而辦。”

　　明代為防止蒙古殘余勢力南侵，在長城內外廣植樹木，輔以防御作用，但有人私自砍伐樹木，以為柴薪。永樂年間居庸關附近村民盜伐林木十余株，被查后，“廷杖四十，課以罰金”。嘉靖年間有工部官員虛報種樹數量，騙取植樹款項，嘉靖皇帝“勃然而怒，斥其大膽妄為，隨革官職，永不任用，令加罰金。”崇禎五年（1632年）春，皇陵（十三陵）植樹千余株，但一個月后許多樹木枯死，崇禎皇帝命人徹查。原來是上林苑林衡署（負責皇家果樹花木種植機構）官員在采購樹苗時，以次充好，購進的是劣質樹苗。責任官員遂被革職查辦。

　　清代林業法律中對園陵樹木的保護有嚴格規定：“凡盜園陵內樹木者，皆杖（用鞭笞或竹板打）一百，徒三年。若盜他人墳塋內樹木者杖八十。若計贓重于（徒杖）本罪者，各加盜罪一等。”雍正繼位時要求嚴格保護山林：“嚴禁非時之斧斤，牛羊之踐踏，歹徒之竊盜。”“有違者必處治，無論官民。”

　　在植樹成活率及養護管理方面，清代也有明確規定。康熙時曾規定：栽種儀樹（陵園內樹木），原定委官監種，限以三年。限內干枯者，監種官自行補足，限外者，由部復給錢糧補種。乾隆、嘉慶年間進一步修訂，改為“儀、行樹（道路樹木）株，三年限外，儀樹每千株回干（枯死）不及十株者，免議，十株以上，降一級留任；行樹每千株回干不及五株者，免議，五株以上，相關官員罰俸六月，二十株以上，罰俸一年，三十株以上，降一級留用。其儀樹每千株回干至一百株以上，行樹每千株回干至五十株以上，主管官員降一級調用，并將主管大臣罰俸一年。”

　　道光年間，有香山村民夜間到御園（靜宜園）墻外砍伐林木十余株，想去蓋房，被夜巡的八旗護軍捉拿，隨即被送至大牢問罪。

　　民國時期曾定清明節為植樹節

　　警察負責京城植樹及林木看護

　　民國四年（1915年）7月，在孫中山的倡議下，當時的北洋政府將每年的清明節定為“植樹節”。由此京城便加大了樹木種植及管理。此前（清末），京城栽植行道樹已由巡警負責，此后進一步明確了植樹及林木看護為警察廳的職責之一。每年春季，由各城區巡警在轄區馬路兩側栽植行道樹，同時“沿街而巡，以維樹木，遇損傷者，輕則訓之，重則罰之，不一而論。”

　　民國十一年（1922年）5月，劉夢庚（字炳秋，湖北人）任京兆尹（相當于市長）后，響應孫中山先生和馮玉祥將軍 “為國植樹，造福于后人”的號召，于植樹節（清明節）之際率眾在京西石景山附近的蟠龍山上大面積植樹。為紀念此次植樹活動，他還親手立了一塊植樹碑。正面鐫刻“輯威將軍京兆尹劉夢庚手植”十二個大字，背面題有“中華民國十三年植樹節”落款。這是北京地區最早為“植樹節”而立的紀念碑。

　　民國十四年（1925年）1月，北平市政府在全市行道樹勘察報告中提到“全市各行道樹，除景山前街有梓樹、楸樹，天安門前有絨花樹（合歡樹），西黃城根有柳樹外，其余多屬槐樹（國槐、刺槐）”。民國十七年（1928年），改由北平市工務局管理行道樹。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由北平市農事試驗場林務股主管行道樹，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制定了北平市行道樹計劃，由此促進了京城城市道路的綠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