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太廣

家鄉有句俗語：“二十八，貼花花。”每到這個時間，母親總是左手端著一碗專門熬制的漿糊，右手拿著高粱穗把子，按照父親選定的位置涂抹，父親一張張地張貼，不一會兒堂屋、里間以及灶臺前的墻壁上都貼上了一幅幅嶄新的年畫。而我和姐姐看著這些畫總是圍著父親問這問那，快樂極了。

貼年畫時要討個好口彩，忌諱不吉利的話語。我曾聽父親講過一個笑話：過去有一個人貼年畫時，怕貼歪了，他讓兒子給看著。他對兒子說：“如果左邊低，你就說高升；如果右邊低，你就說發財，記住了嗎？”兒子說：“記住了！”這個人把年畫貼好后，站在凳子上問兒子：“咋樣？”兒子瞅了一下，回答到：“爹，既不高升，也不發財。”把他爹氣得無話可說。

貼年畫的規矩很多。凡是新婚夫婦過年時，女方的父母就要給小兩口送一張大胖小子的年畫。胖娃娃方面的年畫種類很多，有“五子登科”、“觀音送子”、“年年有魚”、“連生貴子”等，寓意家庭美好、人丁興旺。父母在給小兩口購買這類年畫時，年畫中的大胖小子一定要正臉的，讓人能看見兩只耳朵。我最喜歡看的是鄰居韓彩廷家的那幅“年年有魚”年畫。畫面上一個胖小子騎在魚背上，手里握著一朵盛開的蓮花，懷里抱著一條大紅鯉魚，可能是因“魚”與“余”諧音，又因為“鯉”與“利”同音，意為“年年有余”，這些都反映了勞動人民對豐收的期望和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那時候的年畫多是套色木版，畫的內容大多是五谷豐登、全家歡、胖娃娃、神話傳說、灶王爺等。畫面的色彩也很豐富、鮮艷明快、形象逼真、刻畫細膩、百看不厭。農村較為富裕的人家，院門上貼有兩種門神畫。大門上貼的是武門神，武門神多為秦瓊與敬德兩位盛唐名將。文門神多為“天官賜福”。小門上貼一對門童，寓意為多子多福。其他神像有灶王神、天地神、倉房財神、車馬神等，分別貼在鍋灶、院墻、倉房和車馬棚處。把屋里屋外各個角落都貼得花花綠綠、紅紅火火，呈現歡樂、吉祥、喜慶的節日氣氛。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年畫被當作“四舊”受到沖擊，有的被撕下、有的燃著，昔日異彩紛呈的年畫像退了潮一樣銷聲匿跡了，取而代之的是毛主席宣傳畫，有毛主席身著軍裝接見紅衛兵，有毛主席在安源、在廬山或在北戴河以及他老人家在各個革命時期的照片或畫像，還有革命樣板戲中英雄人物的肖像等，基本上是戶戶雷同，家家相似。我14歲那年到水屯街趕年集，在供銷社新華書店門市部，發現3間房子里頂蓬下邊全部用鐵絲拉起來掛滿了一排排年畫。年畫的品種很多，有畫家畫的、有圖片印刷的、也有電影戲曲劇照的，每張都有編號，大概有上百幅。買年畫的人很多，擠擠扛扛，人聲鼎沸。也許是年畫品種太多，看得我眼花繚亂，不知道挑選哪一幅好。可惜錢太少了，我只挑選了《紅燈記》、《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紅色娘子軍》的劇照，又買了《我們敬愛的毛主席》、《井崗紅旗》、《老書記》幾幅年畫，當我挑好后來到營業員楊朵跟前，拿著早就準備好的錢，一手交錢一手拿畫，然后小心翼翼地從人堆里鉆出來，手舉得高高的，生怕把成卷的畫弄折皺了。直到我走出書店門外才找到一片空地，在地上展開門畫欣賞片刻，然后慢慢地卷起來高高興興地往家跑。

回到家里，看到打掃得干干凈凈的墻壁，聞著母親煮肉的香味，還有偶爾傳來的鞭炮聲，頓感年味很濃。我讓三姐看著年畫貼的高低，拿著小錘“叭叭”地釘起來。不同的色彩、不同的內容、不同的尺寸，嶄新的年畫把煙熏火燎的黑色墻壁捂得嚴絲合縫，屋子里被映襯得五彩繽紛，蓬蓽生輝。打那以后，我沒事就喜歡站在屋里欣賞墻壁上的年畫。中堂貼的是《毛澤東主席像》。看著毛主席那雙炯炯有神的眼睛像活的一樣，我站在哪他就往哪看，真神啊！上邊是俺莊的私塾先生韓鳳明用紅紙書寫的“毛主席萬歲”，兩側書寫的是“聽毛主席的話，跟著共產黨走”，顯得蒼勁有力，非常耐看。還有一幅年畫《老書記》，畫面上的人是老干部模樣，在繁忙的水利工地上，盡管只有幾分鐘的間隙，仍擠時間讀書。他坐在石塊上，輕輕地劃一根火柴準備點燃叼在嘴邊的煙斗，還在全神貫注地閱讀放在大腿上的一本《毛澤東選集》。他高高卷起褲腳，穿著一雙解放鞋，無不顯示出黨的干部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同學習的感人場面和他慈祥、和藹、果敢的人物形象，讓人看了回味無窮。

“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形勢在發展，年畫在變化，如今家家戶戶的門上，還可以看到扛大刀的門神，年年有余的大魚，吉祥如意的娃娃……我想這就是文化的力量，無論如何變化，文化的根是變不掉的。貼在門口的年畫，就是我們的中國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