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太廣

每當我聽到《一封家書》優美的歌聲中親切的問候、深情的祝福時，就感到周身溫暖。同時，也勾起了我對寫信的回憶。

1970年初，我正讀小學五年級。一個初春的晌午，天上下起蒙蒙細雨。放學后，我背著書包往家跑。剛走到村頭，看見朱元臣大爺手里拿著一封信，請人幫他念信。他所找的人都擺手，說著相同的話：“字認得咱，咱可不認得字，睜眼瞎！”幾個人都是無奈地笑笑就走開了。正當朱元臣大爺沮喪時，我正好從他身旁走過。他忽然一把拉住我，興奮地說：“乖乖，你是學生，該會念信吧？你景姐從青海來信了，快給大爺念念。”我抽出信紙開始念了，他并不聾，卻把耳朵緊靠在我的嘴旁，全神貫注地聽我念信，唯恐落下一個字。信是他女兒朱景寫來的。信里說，她在青海工作得很好，只是倆人工作太忙，她不想叫孩子上學了，想讓他早點參加工作……念到這里，朱元臣大爺惱怒起來，他瞪圓了眼睛，氣得嘴唇一顫一顫地：“啥？不想讓孩子上學了？祖輩沒有識字的人，咋能叫下一代還當睜眼瞎呀！給她說，再忙再苦再難，就是砸鍋賣鐵也得讓我外孫上學！你看看我們這些沒文化的人多難呀。走吧，到俺家去，你幫大爺寫封回信。”

我隨著朱元臣大爺來到他家里，因為天陰下小雨，屋子里黑乎乎的。劉全英大娘正盤腿坐在草墊上紡線。朱元臣大爺告訴老伴兒，我是個會寫信的文化人，大娘樂得拍著大腿連說幾個好。居然大白天點亮了煤油燈，并把捻子撥到最大亮度。

我把木板墊在床沿上，開始寫信了。我的身后，一邊站著朱元臣大爺，一邊站著劉全英大娘，他們貓著腰、弓著腿，看著我的筆尖在紙上移動。他們倆呼吸都是輕輕的，生怕打擾我寫信。停了一會兒，只聽朱大爺對老伴兒說：“燒碗茶去！”大娘輕輕地走出門。我用所學的語文知識寫完這封信，念給他們聽后，他們說的最多的是對文化的渴求和沒機會上學識字的懊悔。這時，大娘已經把一碗熱騰騰的荷包雞蛋紅糖茶端到我的面前。熱情好客的農民是倔強的，我如果不把這一碗雞蛋茶吃完喝光是絕對不許出門的。

從此，我會念信并能寫信的消息傳遍了全村，隔三差五會有鄉親找上門來，把我請到家中幫他們念信、寫信。

當我參加工作后，回家的次數少了，幫助鄉親們念信、寫信的機會雖然少了，但我寫信的次數并不少。我給老師、同學、親戚、朋友的書信來往不斷。那些短短信箋中的每一句囑托，每一句叮嚀，每一句勉勵，每一句勸慰，無不傳達著親人拳拳的希翼和愿望，友人誠摯的祝福和問候，師生之間的深情和期待，所有的苦心、愛心、誠心都躍然紙上。通過往來的書信，把彼此之間的成就和苦難用時間連成一條線，把成長的歷程用真情串接在一起。讓人們深切地感受到世間的真情與溫暖，讓人們通過這種真情話語，淡漠榮耀，忘掉傷痛，鼓起勇氣，直面人生。

然而，現在寫信已經離我們的生活越來越遠。往日的朋友也因電話、手機、短信、電子信箱、博客等快捷的通信手段而取代了鴻雁傳書。如此這般，便失去了信件所能帶來的文辭之美、書法之美，以及盼信、閱信、回信過程中的種種感情和心靈跌宕起伏的體驗，失去了可品味的追憶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