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箴箴

       近年來，隨著互聯網及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網絡已成為人們獲取資訊、認識世界、發表言論的重要途徑。但是，由于網絡傳播的自身特點和監管領域存在的一些問題，網絡在給人們提供海量信息的同時，也容易出現一些魚龍混雜、良莠不分的輿論觀點，在社會上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

       一、網絡輿論容易激發“群體極化”效應并引發社會事件

       美國芝加哥大學桑斯坦教授指出：“群體極化的定義極其簡單：團體成員一開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議后，人們朝偏向的方向繼續移動，最后形成極端的觀點。”通過網絡，人們更容易獲得自己喜歡的信息，而拒絕接受自己不喜歡的信息，容易形成持某種相同意見或觀點（不一定是理性的）的巨大的網絡群體，這種群體一旦受某種特殊因素的觸發而把他們的意見或觀點付諸行動，就會滋生網絡暴力甚至釀成社會事件，這就是互聯網的群體極化效應。這種效應在弘揚社會正氣、鞭撻丑惡方面可以形成巨大的輿論聲勢，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如果任由它自由發展，不進行正確引導，就可能會把人們對某一問題的評判引向極端，對社會產生一定的離心作用。2008年12月，南京市江寧區房產局局長周久耕因抽1500元/條的天價煙被網友進行人肉搜索，不僅他本人成為人人喊打的貪官污吏，他的家屬和子女也受盡了網絡責難；四川汶川大地震中，都江堰市一中學教師范美忠獨自逃跑，遭來億萬網友的口誅筆伐，網友們把對他的網絡評判升格為“無恥”、“畜生”等無休止的人格辱罵；2012年，在眾多粉絲的支持、慫恿下，著名演員趙文卓和甄子丹把演藝圈內的相互爭執演變成公開的網絡對罵……這些都是群體極化效應的負面作用的顯現。

       二、網絡輿論弱化了政府對社會信息的控制力

       在傳統的大眾傳播中，受眾總是被動地接受大眾傳媒傳遞的信息和觀點。信息經過媒體的層層把關，最后呈現在人們面前的實際上是同客觀世界存在一定差距、甚至相去甚遠的圖景。但是，網絡輿論的出現打破了傳統媒體的信息壟斷，作為“第四媒體”，網絡輿論的發展事實上已經開啟人類信息和思想多元化傳遞的新紀元。網絡輿論主體的大眾化、內容的龐雜化和載體的全球化，使得政府難以對其實行全面控制，弱化了政府作為傳統的輿論“把關人”的權威，使政府對社會信息的控制力呈明顯的下降趨勢。2012年5月26日，深圳發生一起跑車連撞兩輛的士案，三人在這起交通事故中喪生。在網友的一片追查、拷問聲中，深圳警方不斷發現并及時公布了涉案證據及視頻，最終證明跑車肇事者未被頂包，樹立了警方的威信。在這個案件的處理過程中，網絡輿論無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三、網絡輿論淡化了黨和政府的正面引導

       當前我國正處在社會轉型期，改革開放30多年來積累的一些深層次矛盾逐漸在各個層面開始顯現，各種利益沖突難以在短期內徹底解決，這些問題和沖突形成一股潛在的危機，隨時隨地都可能因為某一事件的觸碰而爆發，網絡無疑就是一個活躍著的火藥桶。北京奧運會前夕，一些藏獨分子在法國巴黎阻撓奧運圣火傳遞，沖擊傳遞隊伍，撕毀五星紅旗，一些國外媒體如《解放報》等媒體網站帶著有色眼鏡對這一事件大肆渲染，詆毀我國家形象。央視網、新華網、中國廣播網則及時報道了藏獨分子打砸搶燒給西藏經濟社會發展和藏民生活帶來的嚴重災難，轉載了全國各地民眾自發的“抵制法國貨”活動，向世人還原了事情的本來面目。

       網絡輿論的這些消極影響與當前我國正在進行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實踐要求不相適應，各級黨委政府和新聞宣傳部門必須正確面對不斷變化的輿論引導形式，不斷創新引導手段，進一步提高引導水平，充分發揮網絡輿論的積極作用，規避其負面影響，才能牢牢掌握網絡輿論引導的主動權，更好地服務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偉大實踐。 （作者單位：駐馬店電視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