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 懿

       現在的電視節目，無論是新聞節目、法制節目還是文藝節目等等，都比以前任何時候更加注重人文關懷。從節目的內容到表現形式，從采編人員到主持人，都著力或者說是刻意去張揚人文精神，很受廣大觀眾認可。人文關懷集中體現為對人本身的關注和尊重，尤其是對人的精神和情感的高度認同，而電視法制節目恰恰最需要也最能彰顯這種精神。

       一、當前部分法制類節目在人文關懷上的缺失

       電視法制類節目從節目到欄目，從欄目到專業頻道，一步步發展壯大，成為今天電視節目群體當中的重要門類。很多法制節目立足本地新聞資源，以現實案件為標本，以普及法律知識、倡導法制意識為宗旨，形式上深入淺出，真實客觀，多方位、多層面地反映法制建設進展中的進步和變遷。可以說，如今的法制節目已融入到廣大群眾的日常生活當中，把他們或焦慮、或義憤、或不平的失衡情緒導入法制的理性軌道，喚起大眾確立依法律己、依法辦事、依法維權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準則。

       不可回避的是，當前的電視法制節目在體現人文關懷時還存在著種種不足之處。

       一是過分渲染細節，追求刺激，見事不見人。不少法制節目編導重視大案要案，輕視雖普通卻蘊含豐富法律內涵的小案。在報道中力求展示案件偵破、進展的所有細節，甚至事后導演案件中“戲劇化”的沖突和曲折過程。在節目中，案件當事人僅僅是沒有血肉、沒有情感的道具。二是“采訪+法律條文”，圖解法律，感染力差。在節目中過分重視“說法”，忽略了案件展示的深入采訪，故事性差，案件羅列再套上相關法律條文，說教氣息濃厚而可視性差。三是高高在上，缺少普通人的參與和對普通人的關注。從記者、編輯的立場出發講述故事，即使采用當事人的同期聲，也是經編輯、記者“加工篩選”的，普通群眾的意見和認識不能充分地展現出來。說法部分忽視普通觀眾的感受，往往用專家的權威認定代替群眾的樸素思考。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不少電視法制節目存在“說案就法”，忽視當事人命運、忽視普通觀眾感受等問題，過分強調說教，遠離觀眾，偏離人文關懷。

       二、突破“以案說法”的窠臼，充分彰顯人文關懷

       近年來，關注普通人生活、關注普通人的命運成為眾多法制節目的選擇。眾所周知，通過鮮活真實的案例，提高人們的法律意識、弘揚法制精神是電視法制節目的使命。中國正處于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轉型期，貧富差距在拉大，弱勢群體在增多，權大于法的現象還沒有根本解決，法制節目所給予的關注，不僅具有媒體的監督作用，而且也可能成為社會穩定的調和劑，從而為弱勢群體打開一扇有冤可訴、尋求公正的大門。而具有深厚人文關懷的法制類節目，以法律的名義關注人們的生存環境，以法律的名義責成人們遵守法律、富有社會責任感，他們調節著“小人物”日益失衡的心理空間。作為新聞的一種，電視法制節目要得到觀眾的認可，可視性和接近性是其必然的追求。法制節目的表現對象一般是案件或者可能發展成案件的事件，其時的當事人總是處在矛盾的漩渦中。這時候做什么和為什么做都能夠表現出他內心最真實的思想，同時，他在案件和事件當中的行為又將直接影響他一個時期的生活。所以，案件中當事人的命運，是法制節目不應回避、也無法回避的。從新聞的接近性上講，法制節目只有立足于群眾，才能影響群眾。以專業為出發點，以群眾為著眼點，法制節目才能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增強其指導性和感染力。

       駐馬店電視臺于2004年開辦了《法制經緯》欄目，欄目從創辦之初，就提出了“弘揚法制精神、傳播法律知識、鞭韃違法行為、傾聽百姓呼聲”的欄目定位。 在選題上注重普法引導、關注社會、服務民生等。策劃的節目、采編的稿件大都從事關普通百姓的生活小事、瑣事、身邊事入手，要求鏡頭低點再低點，視角貼近再貼近。事實上，柴米油鹽醬醋茶、衣食住行教醫保等這些事情看似“小”，其實事關普通百姓的“生計”，如果從這些方面進行選題，諸如老人贍養問題，孩子撫養問題，家庭暴力現象，婚姻糾紛、財產分割，學生逃學打架斗毆，鄰里矛盾，土地糾紛等，都可以在法律上找到注腳，都與法律有千絲萬縷的聯系。這些選題內容貼近群眾、貼近實際、貼近社會，能引起觀眾的共鳴和反響，一下子拉近了與觀眾的距離，受眾也就有了很強的認同感。當前很多電視法制類節目大都采用這樣的策劃方式。圍繞生活小事闡述法理法規，展示普通觀眾生活中的糾葛、矛盾、困惑和訴求，揭露有法不依、違法不糾、執法不嚴等現象，為老百姓討說法、討公道，成了駐馬店電視臺《法制經緯》欄目常用的表現手法。

       三、法制類節目如何進一步在人文關懷上下工夫

       如何在堅持“說法”、普法性質的前提下，體現電視法制節目的人文特色，從而提高法制節目的質量和感染力？通過自己的實踐，結合電視同行的經驗，筆者認為，應做到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選材上，在瞄準法制建設進程中重大事件和大案要案的同時，注意選取普通群眾遭遇到的看似不起眼、卻具有現實針對性和豐富法律內涵的案例或者事件。前兩類題材無疑應當是法制節目的報道重點。然而，生活在和平建設時期的多數群眾，所經歷、所面對的是大量的小案例、小事件。對于缺乏專業知識的他們來說，這些小案例就能成為解不開的結，就會影響他們的生活。從普通群眾中選取具有典型法律意義的題材，其先天的貼近性、親切感是其他類型的題材所無法取代的。

       二是切入角度上，提倡平民視角，避免“高高在上”，一副教訓人的模樣。電視法制節目的主要功能在普法，收視對象是普通百姓。面對案件當事人的命運變化，電視編導不是遠遠地理性地對人物進行解析，而是盡量貼近人物，去理解他們的行為方式和生活信念，尋找他們怪異行為的內在依據，通過對人物本身的關注，把思想意識、法律精神的轉達與案件進展、人物形象的感染力融為一體，從而讓觀眾產生心靈的共鳴。力戒把自己對案件的理解主觀地強加給觀眾，或者為了追求所謂的“刺激”和“煽情”，過分渲染細節，甚至夸大事實。

       三是“說法”部分，有關專業人士對法理的闡述，應當盡量淺顯易懂，避免照本宣科，圖解法律。不但要報道事實，還要將事實上升到法理的理性去認識，從普法的角度講述每一個法律案例，使觀眾在被故事情節吸引的同時，也能學到法——這是電視法制節目與其他類型專題節目的區別所在。重視“說法”毋庸置疑，但如何把事件中的法理闡述得淺顯易懂，卻值得推敲。這就要求法制節目工作者，既要邀請專家或者法律工作者參與進來，讓專家從法律的角度引導觀眾明辨是非，又要力求從普通觀眾易于理解的角度去辨析法理，給觀眾留有思考、回味的空間。

       近來有的同行提出設想：不妨把電視法制節目專家和觀眾一起請進演播室，讓觀眾和專家以對話的形式，共同探討案情，分析法理。雖然這種設想還沒有付諸實踐，但無論從觀眾接受角度，還是從增加節目的人文情懷上講，都不失為好的構想。（作者單位：駐馬店電視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