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娟

電視新聞的邊緣化指的是電視新聞的主題和內容偏離公共事務，逐漸脫離服務于公共利益這一根本社會功能的趨勢。電視新聞邊緣化目的是吸引受眾，其手段主要是“突破”新聞客觀與真實的邊界，內容上主要表現為追求新聞娛樂化，追求事件故事性、情節性、戲劇性，形式上表現為故意設置沖突、懸念，技術上則表現為主持人形象的娛樂化、播出語言的方言化及畫面的“精致”與“炫目”。

“邊界”之爭近年來成為諸多領域中常見的一種現象，反映在新聞領域首先表現為20世紀60年代美國新新聞主義寫作運動，嘗試將新聞寫作與文學寫作相結合，引發了第一次“新聞邊界”之爭。新新聞工作者運用景象、音響和人物內心的思考，以各自的風格表現了各種各樣的題材。雖然它有各種不同的表現形式，但一般來說，他是利用感知或采訪技藝獲取對某一時間的內部觀點，而不是依靠傳統新聞事業中常用的采集信息和提出老一套問題的標準手法。它還要求利用寫小說的技巧，把重點放在寫作風格和描寫方面。新新聞主義由于大量借鑒文學手法而遭到新聞界批判，于20世紀70年代銷聲匿跡，而在其存在的10多年間，并沒有被美國新聞界所認可。但新新聞主義卻在文學界引起了轟轟烈烈的“非虛構小說運動”，甚至被認為是一個嶄新的文學流派。“新”新聞主義不僅僅是一個文體問題，它首先是一個新生的文藝思潮，而且迅速地由思潮發展為擁有眾多作家作品獨立的文學流派了。

公共新聞還沒有形成明確的概念，但其核心是大眾傳媒的社會角色不再是“冷靜”的旁觀者，而是公共事務的“參與者”、“研究者”、“組織者”、“領導者”等，其特點是新聞報道與媒介活動相結合。新聞傳播者在報道新聞事實的同時，還以組織者的身份介入公眾事務中，發起公民討論，組織各種活動，尋求解決問題的對策，使公共問題最終得到解決。公共新聞運動的邏輯是，既然新聞“客觀性”、“真實性”賴以存在的基石——個人理性已坍塌，“客觀”與“真實”的新聞已無法將非理性個體引向對“公共事務”的關注，那么新聞工作者和媒體應擔當起組織、領導公眾討論、參與公共事務的責任——通過集體理性恢復新聞應有功能。該邏輯存在的問題是：（1）集體理性如果存在，那么它是被媒體“操縱”的，如果媒體具有代表集體理性的“資格”，那么“民意”所形成的政府應被取消，由媒體行使政府職能。（2）如果集體理性不存在，那么公共新聞運動該何去何從？顯然，取消政府管理公共事務的功能在現階段是不可能的，那么公共新聞運動方向也只能是回歸到傳統。

我國電視新聞邊緣化的實質是像新新聞主義和公共新聞運動一樣，試圖突破新聞“客觀”與“真實”的邊界。這一現象已引起了個別學者的充分關注，特別是在紀錄片領域。因為電視新聞入侵了紀錄片的“客觀”與“真實”，使得“紀錄片”變得面目全非。因此，紀錄片邊界理論必須得出一種清晰而確定性的語言邊界，在影像、廣義紀錄片間的語言差異點。否則，對紀錄片來說，語言之間的界限含混不清導致了許多紀錄片理論研究及其實踐對話層次上的差異與混亂。電視新聞邊緣化不僅模糊了電視新聞與電視紀錄片之間的界限，也使得電視新聞與其他類型電視節目甚至與電視劇的差異變得越來越不清晰。

電視新聞邊緣化是市場化的產物，追求利潤最大化是市場的基本規律。成功的市場領導者總是將消費者利益放在首位，因為只有維護消費者利益才能真正實現“利潤最大化”。我國電視新聞在市場化的過程中將作為權利主體的受眾變為市場主體的受眾時，并沒有真正維護“消費者”的利益，在肆無忌憚地侵犯受眾知情權、接近權、隱私權的同時，徹底拋棄了“服務于公共利益”的理性追求，也拋棄了客觀、真實、公正的職業精神。邊緣化無異于將電視新聞導向“死地”，那么電視新聞究竟該何去何從？借用黃旦教授的觀點，以引起電視新聞從業者的警醒：“重整新聞業最好的方式就是復興它的核心價值和基本目標。” 

    （作者單位：駐馬店電視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