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耗材費用讓人吃不消

　　腹膜透析病人占終末期腎病患者的10%左右。以每人每天4次透析計算，10萬名腹膜透析患者一年材料花費約為60億元

　　每個月第一周的周一，在北京市朝陽區居住的孫大爺都要到北醫三院去復查、開藥。孫大爺是一位多年的糖尿病患者，并發尿毒癥，同時患有高血壓等病癥。從2008年3月起，孫大爺開始了腹膜透析的生活，起初每天透3次，如今增加到了4次。每個月定期到醫院檢查、開藥。

　　記者查看了孫大爺的費用清單，每次透析用一袋透析液、一個碘伏帽花費40.9元，一天4次共163.6元，一個月4908元，一年58896元。每半年換一次透析管，加上輔助的消毒材料、口罩等共290元，一年2次共881.4元。按照新的計價辦法，腹膜透析液屬于醫療耗材。那么孫大爺一年透析的材料花費為59777.4元。因為是異地醫保，報銷比例很低，這些費用已成為孫大爺一家沉重的負擔。

　　目前，我國終末期腎病患者數約為100萬人，除了小部分做了腎移植手術，其余患者靠血液透析、腹膜透析維持生命。其中腹膜透析病人只占腎病終末期患者的10%左右。以每人每天4次透析計算，10萬名腹膜透析患者一年材料花費約為60億元。

　　最新研究報告顯示，2010年我國衛生總費用超過2萬億元，僅用3年時間就增長了1萬億元。隨著我國老齡化程度的加重，慢性病人越來越多，我國的衛生總費用將會越來越快地增長，其中醫療耗材的費用也呈現快速增勢。

　　國務院醫改咨詢委員會委員李憲法說，從2000—2010年，全國公立醫院醫用耗材的使用量以年均23%的高速度增長。

　　醫療耗材銷售主要靠回扣

　　很多患者認為貴的就是好的。而在以藥養醫的機制下，醫生也有使用高價產品的沖動

　　一袋2000毫升的非PVC軟包裝腹膜透析液，零售價39元，成本究竟是多少？記者曾經參觀過一家年產量約8億瓶(袋)的大輸液生產廠家，整條生產線已經自動化，該廠500毫升的塑料瓶葡萄糖大輸液產品，出廠價也不過近2元。而腹膜透析液與大輸液產品的生產條件要求類似。

　　曾在歐美公司負責醫療器械銷售的陳先生表示，國外公司一般都要求產品的銷售利潤連年高速增長。為了達成這個目標，公司不斷推出新產品，并要求一次性使用，同時定高價，最終實現銷售利潤連年增長的目標。如一款一次性的吻合器在我國可賣到4950元，而在美國市場價僅為200美元。

　　從事藥品、醫療器械銷售工作的李女士告訴記者，一種產品對應的廠家可能達到上百家，在如此激烈的競爭態勢之下，層層加碼推高了產品的費用。例如，一種普通的耗材，出廠價100元，到了患者手上普遍能加價八九十元。

　　很多患者認為貴的就是好的，這種觀念導致了一些產品價格虛高。甚至有些國外公司在中國設了廠，但是產品生產出來再到海關轉一圈，回來后就成了進口產品。

　　更重要的是，由于以藥養醫的機制仍在發揮作用，醫生也有使用高價產品的沖動。這導致了我國使用的大量普通耗材都是進口高價產品。比如進口導尿管、輸液袋，其功能與國產的基本一樣，但價格卻高出很多。

　　李憲法說，醫療耗材主要靠回扣進行銷售，管理難度比藥品要大。比如人工關節，醫生要在手術室打開關節以后，才能確定配型，這時醫藥代表就需要跟臺，及時提供合適的骨關節。這個環節就難以實施監管。

　　天津市南開大學經濟與社會研究院副教授李蘭冰說，這種銷售模式暴露了價格虛高、整體監管體系不健全、行業信用體系落后、定價機制不夠完善、以藥養醫等問題。醫療耗材不屬于普通商品，不能再靠回扣進行銷售。我國迫切需要對耗材的生產、流通、使用等全過程實行監管，尤其是對那些基本醫療服務中不可缺少的基本耗材產品。同時，要對高值耗材進入市場的整個流程進行科學合理設計。

降費用須多管齊下

　　集中采購應該有配套改革措施，真正實現量價掛鉤，以批量優勢降下價格

　　李憲法認為，影響價格的因素涉及生產、流通、管理、使用等各個方面，因此既要發揮政府的作用，也要利用市場的調控作用。基于這些原則，國外摸索出了集中采購的辦法。

　　今年，河南省以臨床常用、價格昂貴且不包含在醫療服務價格項目范圍內的醫療器械作為切入點，嘗試開展以省為單位的醫療器械集中采購工作。截至7月31日，在全國率先完成了第一批產品的省級集中采購。該批產品涉及45種高值耗材，共有192家醫療器械生產企業的2490個產品參加投標，中標1162個。中標價格與招標前全省平均采購價相比，總體下降26.45%，部分品種降幅超過50%。例如，常州華森醫療器械有限公司的吻合器由1050元降至200元，降幅80.9%；美國奧斯特美德公司的加強型二維鈦網由19138元降至6394.28元，降幅66.58%。

　　從河南的實踐來看，確實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集中招標采購能徹底解決耗材價格虛高的問題嗎？北京中醫藥大學教授卓小勤說，用集中招標采購的辦法，把采購權控制在政府手里，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醫院層面的“回扣”。但是，最終的處方權、使用哪款醫療器械的決定權還是在醫生手里。因為醫患雙方在專業知識占有上存在差異，患者往往很被動，經常是醫生說什么就是什么。醫生完全可以向患者介紹非采購招標的產品，并以“患者需要”為由要求購買這類產品。這樣一來，采購招標必然會遇到很大阻力。因為使用集中采購招標的藥品，醫生拿不到回扣，沒有動力去推。這是導致集中采購招標屢屢落空的重要因素。

　　李憲法認為，集中采購是一個好辦法，但是應該有配套改革措施，才能真正實現量價掛鉤，以批量優勢降下價格。

　　江西省衛生廳巡視員劉富林認為，量價掛鉤是非常好的降價辦法，但在現實中卻不易操作。如一種病需要用多少耗材，先要進行流行病學調查確定患病人數，再按照需求量進行采購。但全國那么多病種，要摸清每種產品的標準價格，并不容易。

　　“必須調整產業結構，砍掉那些低水平重復的企業。如果全國幾千家制藥企業最后只剩下30家，那么每家企業的生產成本會大大降低，違法成本也會大大提高。此外，政府監管也能真正集中，落到實處。如今，廠家多如牛毛，監管確實有難度。而且為了遏制政府亂收費，法律又規定市場抽查檢驗不得收費，監管部門沒有監管動力。于是，廠家覺得反正只有千分之一可能被查到，都想‘渾水摸魚’。”卓小勤說。

　　他說，如今，醫生缺少一個獲得合理收入的正常渠道，于是采取其他方式增加收入。現在一些名醫的價值與其合法收入完全不匹配。待遇問題不解決，就沒法根本杜絕醫生吃回扣。

　　李蘭冰說，必須實行綜合措施，如建立流通全過程的監管體系、加大對違法行為的懲戒力度、加強基礎耗材的國產化等，從而最終降下價格。本報記者 李紅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