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中旬，天氣中已有一絲絲夏季的躁動。溫州市車站大道車來車往，這是市區內比較繁華的路段，四周高樓林立，各種銀行在此處都有布點，因此有溫州的“金融街”之稱。行駛在大道上，一位本地的出租車司機跟記者閑聊時說：“在溫州，不僅銀行多，放高利貸的也多”。當地人把“高利貸”都叫做“老高”，在溫州，高利貸并不是什么新鮮事，很多有閑錢的人，都曾有過放高利貸的經歷。

　　這或許能解答當下的場景：政府銀根緊縮，而融資需求卻未見降溫，一些游走在正規融資渠道縫隙間的民間借貸，迅速填補了信貸需求的巨大缺口。在民間資本向來就十分活躍的浙江、山西等地，高利貸呈現出越來越興盛、甚至瘋狂的局面。

　　“溫州第一當”的典當行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他們這里只能做動產或不動產抵押貸款。當被詢問一輛2010年的本田車能貸多少錢時，老板出來了：“10萬”。利率是2分7，貸款者每月要支付2700元的利息。而在甌江路附近的另一家典當行里，一輛2010年的本田車在他們這里可以貸到15萬，只不過利息變成了3分，即一個月4500，并且抵押貸款只能貸三個月，利息按月付，車子還要收每天10元的停車費。

　　而據當地司機透露，在溫州放高利貸的有很多，除了暗地里我們見不到的，現在街面上很多的所謂典當行、寄售行、投資公司等，都在從事高利貸業務。到底是什么人在放高利貸，又是誰在借高利貸？高利貸帶來的，究竟又是什么呢？這正是公眾亟待了解的真相。

　　高利貸“死灰復燃“

　　2008年，溫州市銀監局曾經做過一個調研，當時最高的借貸年利率曾達到130%。隨著2009年國家實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民間借貸的利率一度下滑，最低的年利率只有15%左右。

　　2010年開始，民間利率又開始呈現上升的趨勢，根據人民銀行溫州中心支行的監測數據，2010年10月份的民間借貸平均利率已經達到39.19%。而隨著2011年初的銀根收緊，民間借貸又開始“量價齊升”。最近幾個月，溫州的民間借貸市場利率水平，已經超過歷史最高值，有的甚至高達月息15分，即年利率180%。

　　據了解，在溫州，高利貸主要有三種方式，第一種是親戚朋友之間的相互拆借；第二種就是批著合法的一個外衣的，比如說像擔保公司、寄售行、典當行、投資公司等等，變相的從事一些借貸的活動；第三種就是行事隱秘的地下錢莊。周德文介紹說：“在當前不斷收緊的地產政策之下，也有不少的高利貸資金，成為一些中小房地產商的救命錢。許多中小的房地產商很難生存，那么它為了生存，為了使它的項目能夠建成，有的都是建了一半，現在的銀根收緊，不可能給房地產企業提供任何的貸款，那么在這樣的情況，它被迫轉向了民間借貸，這一塊也是占了相當比例。”

　　此外，山西等地煤改帶來大量的資本回流，包括房地產領域，加上現在不太景氣的實業“逼走”一部分資本。“這些回到溫州，我這逃離實業的資本，要尋找到一種贏利的模式，就是它要進入到一些短期內給它帶來利益的，那么民間借貸就成了出口，許多的資本是一擁而入，進入到這個領域。”周德文介紹說。

　　溫州有36萬家中小企業，很多規模以下中小企業，能從金融機構取得貸款的占比可能不到10%。絕大部分的中小企業在資金短缺的情況下，首先會將目光轉向民間高利貸。中小企業的業主們為了留了這口氣，能夠堅持下去，等待政策調控和外部環境變化，會冒著風險承受高額的利息。

　　民間借貸是把雙刃劍，它為一些中小企業解決了燃眉之急，促進了民營企業的發展，但脫離法律監管的高利貸也給企業帶來高額的融資成本，大大降低了企業的盈利能力，同時也會帶來社會風險。一旦某個環節出現問題，可能會帶來一些社會問題，甚至引起突發事件。造成一定的社會不穩定。至少從現在已經出現的所謂“非法集資”來看，背后都有民間借貸的痕跡。

　　高利貸利高幾許

　　溫州典當行借貸利率一般在3分左右，所謂的寄售行和投資公司一般在利息在6分左右，相當于72%年利息。也就是說，如果貸款100萬的話，每個月要付出利息6萬，年付息72萬。在溫州，6分的月息還真不是利息最高的高利貸。報紙廣告上的一些公司高利貸利息通常1毛左右，高的甚至達到1毛五，也就是年利率180%。如果按照2分7或3分利率計算，拿到貸款的年利率分別是32.4%和36%，已經遠遠高于目前的6.31%的年貸款基準利率，這個利率的“高度”，讓人感到恐怖。

　　路邊的寄售行里好幾家店的老板都不在，咨詢貸款利息的時候，店里的職員說“這個要跟我們老板談的，我們也不大清楚”。而店老板在電話里告訴記者：“利息五分，其它東西沒有，就咱們倆簽一個合同就行了”。此外，如果能找到擔保人，也能從他這里貸到更多的錢，有擔保的話，利率4分半也可以。銀行林立的溫州車站大道，不到300米的距離，就有兩家寄售行，它們還緊鄰銀行。

　　“金尚投資”門口的字幕屏上寫著：本公司為企業及個人提供投資服務。在這里，20萬的一輛車能貸10萬多，利息至少6分。如果貸款對象是外地人，能夠找到公務員做擔保，最多能貸到50萬而不要抵押。“公務員”包括公安、工商、稅務。當地報紙上的高利貸廣告，能夠提供的貸款利率至少8分，多則1毛5。

　　在溫州，民間借貸行為，向來就十分活躍。人民銀行溫州中心支行曾做過一個調查，共發放調查間卷260份，其中家庭個人問卷120份、企業問卷140份，取得220份有效問卷。發現調查對象中有89%的家庭個人和59.67%的企業參與了民間借貸。也就是說，溫州絕大部分的家庭和個人都曾參與民間借貸。

　　被稱作溫州民間金融第一個“吃螃蟹”的方培林說，“溫州我認為有多少個家庭，就有多少個人在從事金融活動，幾乎是家家戶戶在從事金融活動，幾乎是20小時以內在不斷的運轉。” 溫州市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認為，從去年下半年到今年，溫州民間借貸規模激增，甚至遠超出來他的預計：“我平時更多的講是達成一千到一千兩百個億的規模，但事實上最近我關注到一些監管機構透露出的信息，是民間借貸，溫州已經達到1800億的規模。”

　　不僅借貸規模巨大，更為可怕的是，他認為這1800億的民間借貸資金很大部分都是高利貸。“借高利貸的界定就是國家基準利率4倍以下的是屬于正常的，4倍以上那都是高利貸，那按我們現在基準的6厘，那么也就是四六二十四，兩分五以下的是屬于合理的，或者合法的，超過兩分五的，那肯定就是屬于高利貸，按照界定來講。那么事實上民間借貸，就是大部分超過兩分五的。”周德文憂心忡忡。

　　高利貸下的債奴

　　據中國人民銀行的數據顯示，2010年新增人民幣貸款以外融資6.33萬億元，占融資總量的44.4%，這意味著所謂銀信合作理財、地下錢莊、小額貸款公司、典當行等其他非銀行的金融機構的貸款規模已經逼近半壁江山。這在客觀上動搖了人民銀行作為央行行使利率、存款準備金率等常規的抑制通脹手段的效果。而處于灰色地帶的民間高利貸，不僅只在經濟較為發達的溫州等地盛行。山西省呂梁市中陽縣的城鎮人口不足10萬，經濟并不發達，民間高利貸資本卻很活躍。

　　任直平是中陽縣一家耐火材料廠的董事長，也是《高利貸》一書的作者，在書的封面寫有這樣一句話：“綁架億萬債奴，吃垮無數企業”。他是一個典型的高利貸的債奴，至今還沒有徹底擺脫高利貸的魔圈，唯一幸運的是他是那個九死一生中的生者：中陽縣鋁礬土資源豐富，鋁礬土是制造耐火建筑材料的主要原料。2002年，任直平看到了這種產品的廣闊市場前景，于是拿著自己做小生意賺到的100萬塊錢，開辦了一個小的耐火磚廠。三年半的時間由100多萬的小廠發展到了固定資產上了4000萬的大廠。2005年下半年，任直平準備乘勢而上，再建第三個廠，生產高檔耐火磚以搶占更大的市場。但是由于工廠賺的錢基本上都用在擴建上，手頭的流動資金并不多，建新廠有一千多萬的資金缺口，任直平首先想到了去銀行貸款。“像呂梁縣這種情況，小企業并不能貸下款。” 任直平堅持要將新廠辦下去，為了讓企業早日投產，他開始借高利貸。朋友的錢借來了，朋友的朋友，認識的不認識的人的錢都借來了：“利息4分的居多，按月結息，結息的周期太短，后邊進來的錢都付了前面的利息，就用不到建設上。并且那一個新廠投不了產，把這個舊廠也拉垮了，這個廠里面還來的貨款，用不到這的生產上，都付出利息了。”

　　就這樣，一天比一天差，債務一天比一天大，效益一天比一天差，這到最后2008年的時候，金融危機來的時候，企業垮了。工廠停產、工人要工錢、高利貸對他更是圍追堵截，就連跟他最好的朋友，這時也跟他撕破了臉。短短三年時間，任直平的高利貸從最初的1000多萬，利滾利到最后，工廠停工，還欠下3000多萬的債務。

　　2009年臘月28，走投無路之下，任直平決定用自殺來了結一切。然而女兒的一條短信，讓他打消了輕生的念頭：“‘爸爸，我們正在做你愛吃的油面條，如果你回來別忘給我買鞭炮’，看到這個信息的時候，我當時真是淚如泉涌。我忽然感到，我不能這樣逃避責任，每天默默無聞關心著我的人太多，關注我的人太多，是他們不懂用什么語言來勸說，但是他們在他們的心里，有他們的希望，有他們的想法，也有他們自己的感受，我覺得我現在這種情況下自殺，我是一種無能的表現，是一個懦夫的做法。”

　　此后的半年時間，任直平開始徹底反思他這三年來過山車般的高利貸經歷，并開始著手寫《高利貸》這本書。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任直平主動找到了放貸人。“你們到底是把這個利息停了，以后讓我的企業重新活起來，給你們還本錢，你們還是想現在把我逼死，把企業逼垮，你們一分錢也拿不回去了，我這樣主動找他們，跟他們每天講這個道理，我把他們堵在大街上，不是他們把我堵在大街上要錢。”也許是他的反其道而行和豁出去的想法，讓高利貸債主們暫時放棄追債。利息以后一分也不算了，等這個企業搞好以后，任直平看著給就行了。

　　越陷越深，正是高利貸的可怕之處，不僅是利息高，還有每月結息的潛規則，任直平算了一筆這樣的賬：“就比如1000萬，月息4分的借款，大家都以為每個月40萬利息，三年還的是1440萬的利息，加上本金是2440萬，其實不是這樣的。比如第一個月，我還的40萬利息，這40萬本身又是還要還40×4%，因為這40萬我沒有用，就給人家付上利息。第二個月的時候，我又向別人借了40萬，給人家付利息，這40萬也有4%付利息，這樣一直到36個月，這樣利滾利算下來，我真正付出的，整體的利息是5540萬，還欠人家1000萬本金，也就是說1000萬的借款，到三年的時間，變成了6540萬的借款。整整比2440萬多出了4100萬，這4100萬就是被利滾利吃掉的。”

　　任直平在借高利貸的人中間算是特例，在中陽縣、甚至呂梁市，更多借高利貸的人到最后不知所終。當地另一個借貸人的運氣就沒有那么幸運了，2009年初，馮小琳的丈夫在內蒙躲債時被高利貸債主發現并控制。她的丈夫曾經是這家占地400多畝的焦煤廠的老板，然而現在這里已經被強行抵債，因為欠下四千多萬的高利貸債務，被判刑12年。在馮小琳看來，這一切都是禍起高利貸：“最低的是二分，還來還有三分、五分、七分、八分的，甚至有一毛的利息。只能是拆了東墻補西墻。”

　　去年10月份，丈夫被判刑后，一無所有的馮小琳帶著兩個孩子寄住在親戚家，靠打工維持生計。

　　監管漏洞

　　前不久，媒體曝出“渤海銀行太原分行員工挪用千萬存款放貸”的消息，根據媒體報道，數千萬的存款極有可能被挪作高息放貸。在高利貸的鏈條里，金字塔底層的人也許是一分的利息將錢給到第二層，第二層的人又以2分的利息給到第三層，這樣到了最頂層也就是真正放貸的人，這個人也許放出的利息就是6分、8分甚至更高，這個鏈條越長，到最后的利息就越高。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規定，高于四倍以上銀行同期貸款利率的民間借貸利息不受法律保護。事實上，處在“灰色”地帶的民間借貸行卻一直活躍，資金量巨大。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黃益平(微博專欄)說，民間借貸行為之所暗流涌動，這與目前金融市場的扭曲不無關系：“現在扭曲太多，各個不同的企業，不同的金融機構，所面對的(借貸)待遇、政策、環境都不一樣，最后導致了一系列的扭曲，所以在正規市場利率大家都覺得太低了，6%，但是民間市場20%，仍然有人借。”

　　不可否認，在中小企業融資過程中，通過民間融資，的確是很多中小企業的生存途徑。但民間借貸的興盛，對于正規金融市場肯定會產生沖擊，其潛在的經濟和社會風險不可忽視。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微博專欄)在接受記者電話采訪時表示，最近幾個月一些地方高利貸異常活躍肯定是不正常的，應當引起高度警惕：“對金融市場來說，應當加以關注的，因為任由民間不合規民間融資發展的話，整個金融市場就會被搞亂，價格信號紊亂，向小企業發放高利貸的不合規的這些機構大量的活動的話，很可能這個地方的金融秩序就被破壞掉，比如說個別機構會倒閉，甚至涉黑等等。需要引起各方的關注。”

　　當然，對高利貸并不能一概而論，一棍子打死，“打擊”的同時，也要大膽“放開”。“第一對于涉黑的不規范的、在市場上搗亂秩序的，應該給予嚴厲打擊。對按市場進行經營的，還是以疏導為主，給他們一條路，設定一個框架，有一系列的流程，允許他們從地下轉到地上。能不能首先在這些機構中首先實現利率市場化，這方面我們要解放思想。”連平說。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微博專欄)認為，對于民間信貸、包括一些合法的民間金融機構，既要監管，也要讓給予合理的發展空間。“監管我覺得是毋庸置疑的，可以防范風險，但是由此導致的，可能使客觀上形成一個效果就是說，它壓縮了原來的緊縮時期，本來從正規的銀行信息獲得不了資金支持的那一部分中小企業的那一部分融資渠道被卡住了。所以如果你在這些渠道里面，獲得不了資金的時候，你怎么在正規體制內要開口，堵斜門，開正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