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一位市民在上海某超市選購洗滌用品。新華社記者 任瓏 攝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彭森日前走進西城月壇街道,跟家庭主婦們面對面暢聊柴米油鹽等物價上漲的熱點話題。彭森告訴家庭主婦們,百姓的生活,時刻牽動中南海。國務院就曾先后下發170余道文件給國家發改委價格司,直指物價上漲問題。(7月31日《京華時報》)

    盡管不清楚國務院在多長時間內下發了170余道文件,但調控物價的態度、決心已經充分體現出來了,這說明國務院不僅密切市場價格行情,而且時時刻刻在關注和體恤民情。可見,最高決策層深知,CPI高企直接關系到民生負擔。溫家寶總理也曾說過,2011年的首要任務是控制物價。

    早從去年開始,穩定物價就成為政府主要工作任務,國務院不僅出臺了“國16條”等政策來穩物價保民生,而且還派出國務院物價檢查組下基層檢查物價。正因為調控物價的“令箭”頻發,物價走勢才處于可控局面,價格快速上漲的勢頭才被遏制,CPI數據才沒有瘋漲,今年下半年物價形勢才有望樂觀。

    顯然,每個人對這170余道文件都有各自理解。比如,會有人認為與其發這么多文件調控物價,不如加快加息的步伐改變負利率狀態,或者少印鈔票、多收縮流動性,因為物價問題實質是貨幣問題。再如,還會有人認為,與其行政之手調控物價,不如打破壟斷,讓市場之手發揮作用,為民間資本尋找出口來規避熱錢炒高物價。這樣的理解都有道理。

    在我看來,用170道“令箭”來調控物價,折射出物價調控的復雜性、艱巨性,還有高層監管者某些憂慮。其一,對物價持續上漲、民生負擔加重深為憂慮。眾所周知,去年十大熱詞就有一個詞叫“漲時代”,溫總理在回答一位網友關于物價的提問時就說過“你的一番話刺痛了我的心。”由此可見,不僅民眾對物價焦慮,國務院更為焦慮。

    其二,對某些政策的調控效果不理想感到焦慮。先后下發170余道文件,一方面說明決策層是根據物價變化在靈活調控；另一方面或許表明,之前出臺的某些政策調控效果不太理想,所以不斷出臺政策進行調控。政策也是鞭策,某些政策調控效果不理想也與主管部門、地方政府政策執行不力有關。

    其三,復雜的國內外經濟形勢讓決策層比較憂慮,所以頻出政策應對。眾所周知,去年和今年是全球性通貨膨脹,中國CPI高企就有輸入性因素,這就增加了控制物價的難度。再看國內,原材料價格上漲、勞動力成本上漲,再加上宏觀經濟增長存在兩難或多難局面,無疑,出臺170余道文件就是為了應對復雜形勢。

    我以為,這170道文件既說明物價形勢相當復雜,僅靠一紙政策調控很難達到調控效果,也說明我們的最高決策層心系物價、心系民生。據悉,為抑制豬肉價格,國家還曾連夜簽訂購進合同,將平價肉投放市場；方便面利潤本已較高還要漲價,政府立即出面制止；某日化用品企業號召全行業漲價,同樣被制止,并領到百萬元罰單。價格主管部門積極干預企業漲價的背后,很顯然都有國務院文件在督促、鞭策。

    不過我們要看到,盡管行政調控頻頻出手,但有不少企業在行政調控之后依然在變相漲價。例如,方便面、日化用品漲價在當時被制止了,但沒過多久就悄悄漲價了,而且漲幅還不小。可見,行政調控某些物價的有效時間很短暫,這也讓行政約談、打招呼式的物價干預方式顯得很尷尬。

    顯而易見,在市場經濟環境中,行政之手調控物價的空間有限,商品價格主要還是市場說了算。因此,調控物價最理想的辦法,一是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多運用法律手段,如提高價格法律法規的懲罰力度,落實反壟斷法；二是多利用市場之手平抑物價——行政之手也可以調控物價,但效果有限不宜多用,即使要用,也是稅收減免、信貸支持、財政補貼——行政約談、打招呼等方式還是盡量少用——不靈。